结合雷雨谈谈曹禺话剧的艺术特点.docVIP

结合雷雨谈谈曹禺话剧的艺术特点（在线等） 曹禺研究可以说是随着他的处女作《雷雨》的问世而随之开始的.但不是随着《雷雨》的剧本发表,而是随着《雷雨》在舞台上的演出开始的.因此,最初的曹禺研究大多是剧评和观后感,带有随想的特点,缺乏深入的研究.其中,刘西渭(李健吾)发表于1935年8月《大公报》上的《雷雨》,首先提出了命运观念,认为《雷雨》既写到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写到了命运对人的支配,而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物的性格.张庚发表于1936年6月《光明》创刊号上的《悲剧的发展》,则从西方戏剧史上悲剧主题的发展,谁了《雷雨》的悲剧意义.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两篇文章. 《日出》问世后,未经上演就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再加上《大公报》组织了集体讨论,并连续发表了包括茅盾,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广田在内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文章和集体批评,其中,周扬发表于1937年3月《光明》第2卷第8期上的《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芝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一文,被看作是早期曹禺研究的重要收获.文章中看出的曹禺的创作视野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研究者们对《原野》的忽视,是从这部作品问世后的生不逢时开始的.作品在《文丛》上从1937年4月开始连载,还没载完,抗战爆发,整个戏剧界都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各种小型戏剧作品得到优先的演出和评论,而当人们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原野》上时,曹禺的另一部杰作《北京人》又问世了.抗战时期,是曹禺创作的丰收期,却是曹禺研究的沉寂期.唯有1942年是个例外,这一年,《北京人》几乎同时在重庆和延安两个不同政治气候的地方上演,有关评论也铺天盖地,有人甚至称这一年是《北京人》的评论年,而大家谈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题材的现实性问题上.其中,胡风的《论曹禺的〈北京人〉》最为重要. 到1942年曹禺的《家》演出和出版后,关于曹禺的研究仍局限于作品论,直到1944年吕荧的《曹禺的道路》和杨晦的《曹禺论》两文发表后,曹禺研究才进入到了作家论的阶段. 在1949年以前,曹禺研究经过了一个从浅入深,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但总的特点是随意性大,褒贬不一,时高时低,没能反映出曹禺创作的实际水平. 从1949年到1966年以前,曹禺研究不断地随着旧作的重新上演和新生作的不断问世而不断掀起新的高潮.在旧作研究方面,主要围绕着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如《雷雨》的命运观念问题,《原野》的神秘主义问题,《日出》中陈白露的悲剧问题等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甘竞,徐刚发表于1958年的《也谈曹禺的〈雷雨〉和〈日出〉》,钱谷融1962年发表的《〈雷雨〉人物谈》等.在新作研究方面,张光年(光未然)的《曹禺的创作生活的新进展――评话剧〈明朗的天〉》对曹禺新生作的肯定,和吕荧的《评〈明朗的天〉》对曹禺新作的批评,这两篇发表于1958年的文章最有代表性. 1976年以后,曹禺先是围绕着曹禺的三大杰作展开的,如田本相的《〈雷雨〉论》,卢湘的《论〈日出〉》,朱栋霖的《论〈北京人〉》,后是对长期被忽视的《原野》和《蜕变》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随着电影《原野》的改编和随后的禁演,更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推崇,直到《原野》终于登上话剧舞台,达到高潮.另外,关于《王昭君》的评论也曾形成论争的中心. 近年来,曹禺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总的特点是视野更加开阔,观点更加新颖,这主要表现在教材中介绍的五个方面:即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来考察曹禺戏剧,运用精神分析派的观点来研究曹禺戏剧,把比较文学的方法引进曹禺研究,从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来深化研究,从接受美学和其他不同层面开拓展曹禺研究. 诗意现象,是文体风格问题,也是对曹禺剧作进行整体把握的关键之一.有人认为,从《雷雨》到《王昭君》,曹禺一直在追求诗与戏剧的融合,在追求戏剧的诗的境界. 《雷雨》等作品中的诗意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他不是先有主题,而是在朦胧的诗意般的感受和想象中,抓住最激动人心的创作冲动或灵感开始创作构思.他的创作类似于诗人写诗,是从体验,感受和印象出发,如创作《雷雨》是先有了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创作《日出》是先想到了几句诗: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要睡了. 因此,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主观因素,表现出强烈的抒情特征.在《雷雨》和《原野》中都表现了一种不是爱便是恨的极端感情.即使是情感的激流转入地下的《北京人》和《家》,情感冲突仍然难以解脱,随时可以爆发. 第二,剧情与现实的联系并不紧密,生活表现的逻辑也不严密.我们在前面曾说到,曹禺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进行描摹,而是基于自己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去想象和表现他所熟悉的生活,虽然也反映出了生活的某些本质,但却常常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