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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综述 　　[摘要]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备受关注，近年来专家学者利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FDI对环境的影响，得出不同的结论。文章对这些观点进行整合得到：FDI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依赖于一些影响因素的控制，研究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合理规避不利因素，可以有效降低FDI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FDI；生态环境；微观机制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0183 　　1引言 　　在全球强调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情况下，中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毕克新等，2014）。作为“资本、技术、营销、管理的结合体”（ChengandKwan，2000）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不仅弥补了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还通过溢出效应带来了新的管理经验及技术，加快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化进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钟昌标，2010）。然而，国际直接投资具有“双刃剑”性质，其投资效应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随着各国贸易与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外商直接投资引入量和东道国环境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陈建国等，2009）。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其影响环境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如何才能将FDI对环境的负向影响降到最低，合理规避不利影响？文章整合已有文献中分散的观点，对于FDI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综述，以便为FDI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直观的理论依据。 　　2FDI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 　　现有文献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盛行的一个观点是“污染天堂”假说。国外不少学者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Smarzynska and Wei，2001；Keller and Levinson，2002；Dean，2000）。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FDI的进驻并没有恶化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反而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污染（Antweiler et al，2001；Feng Helen Liang，2005；Jie He，2006）。国内学者对于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三类：分别是“污染天堂”假说的支持者、反对者与片面论者。支持者以“污染天堂”假说为出发点，从产业结构层面着手（夏友富，1999；赵细康，2003；陈媛媛、李坤望，2010），试图寻求FDI流入所引起的污染产业转移趋势；或以某一特定地区或全国为研究对象，单向考察FDI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其中应瑞瑶和周力（2006）、吴玉鸣（2007）、刘渝琳等（2007）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中国已出现“污染天堂”现象。反对者张颜博等（2009）通过研究表明FDI的存量增加所诱致的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的重污染化加剧了污染排放，而其诱致的技术转移带来了正面的环境效应。李灵稚（2007）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FDI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正面效应，包括环保技术的溢出效应、环保市场的学习竞争效应与环保意识的示范效应。进一步地，部分学者认为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应该存在一个复杂的传导机制（周力，应瑞瑶，2009），比如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Grossman and Krueger，1991；Panayotou，2000）。作为第三种观点的代表，陈建国、迟诚、杨博琼（2009）认为FDI一定会加剧我国环境污染水平，或必然会改善我国环境状况的结论都存在一定片面性，他们利用连续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区域建立实证模型，研究发现FDI对我国各经济区域的环境影响是复杂的，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对于不同地区与环境污染水平的作用不同，西部地区环境治理力度对环境污染水平的改善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而东、中部地区环境治理的力度并没有对环境水平的改善起到应有的效果。此外，环境治理力度的强弱明显会影响到U形分布的峰态，使不同地区环境质量改善加速或环境质量恶化放缓。 　　3FDI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 　　学界对于FDI对环境的影响各执一词，究其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的机制下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而影响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效果。江柯、卢现祥（2011）利用1995-2007年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的实证检验，认为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其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不同，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而言，环境规制相对力度越严格，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FDI越少；而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并不受影响。李子豪、刘辉煌（2012）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