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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与社会建构的角度浅谈中国选择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 　　摘 要：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主义”认为，塑造国际关系格局的因素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二者相互建构缺一不可，没有先后和因果关系2。目的：本文尝试从建构主义的角度，从社会，文化，历史等角度，浅析中国在20世纪初走向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性。方法：以英国的政治发展路线作为中国国家近代政治发展史的参照；从社会，认同，历史等方面尝试寻找中国选择“议行合一”而不是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因。结论：中国因为其在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传统中产生的“路径依赖”效应，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内一下子从封建集权体制改变为西方分权式的政治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议行合一”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 　　关键字：物质精神；社会 　　1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国际体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除了物质层面之外也有社会层面，其要义是共有知识或文化，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导致结构的形成。2 “物质”和“社会”只存在“构建”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正如温特的比喻，奴隶社会由奴隶和奴隶主组成，只有奴隶主没有奴隶的社会无法运行，只有奴隶没有奴隶主奴役他们也不是奴隶社会，所以奴隶和奴隶主互为构建2。同时，众所周知，人类个体的行为的是绝对受到意识形态，心态，信仰，文化等精神因素影响的。比如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军人失败后就有剖腹文化，而同时期的美国人失败后决不可能破腹。也就是说小到个人尺度，大到国际关系尺度都无疑收到文化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于是本文认为：在国内政治中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认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水平决定经济基础”这两个推论之外，政治演变和格局还受到文化，社会因素影响。 　　2 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研究样本。英国的资产阶级兴起和胜利完全是个自然而渐进的过程。首先，英国几乎就没有过类似中国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时代。最早的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主要是交通，通讯等）的限制，国王只能直接管辖一片相对狭窄的区域，而其他地方则只能分封给贵族领主6。最早时期，国王就有“贤人会议”7，然后皇权在集中和分散的波动中在500年内一直趋于分散。可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恰恰与英国相反。中国从原来的宰相到内阁，从分封到郡县，2000多年来，皇权一直在扩大，中央集权一直在扩大，分权一直在减小。而英国则是王权一直在缩水，分权一直在扩大8。整个英国的“分权”过程其至少历时500年以上，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互相构建促进的渐进的过程。 　　整个英国的资产阶级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000多年前其集权程度就远远不如中国，之后在一系列集权与分权的波动中渐渐的走向分权。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团体也在政治分权的过程中渐渐崛起；其崛起又进一步削弱的王权。这个过程正是温特所提出的“建构”模式。政治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互为建构的过程，互相作用和促进，而不是马克思认为的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体制）”。类似的例子，法国由于缺乏英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其资产阶级革命就暴力和激烈得多，耗时更长而且分权也没有英国彻底。而再考察其他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因为没有类似英国的社会基础，在二战前也走入了集权。同样的，俄罗斯因为没有英国的政治社会基础，也走向了集权。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天生的资产阶级性质完全得益于在他们的土地上原本并没有成熟政权，他们的政治体制只不过是英国体制的移植。战后日本因为美国的管控，终于走向了“三权分立；德国也是一样受外界力量强力控制而转变的。1991年苏联解体，使得其必然在政治制度上改革，必然朝相反方向走，也走上了资产阶级分权道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西方的主流分权制度，俄罗斯的总统拥有类似沙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权与集权的过度）。除了这些大国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独立的大多数新兴民族国家都在政治上模仿和学习西方的分权和民主制度。可是其民主法制社会进步的程度还是远不及主流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运行资本主义政治体系时也因为水土不服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政权不稳定，社会不稳定，法制化低，经济发展畸形，经济不稳定等严重问题。由以上分析和例证，本文得出结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结论至少在短周期（50-100年）上是不明显的。各国生产力水平，甚至人均GDP水平与国家政体的选择上没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而政治体制的发展更多与社会结构，共识，文化，传统等社会层面的因素相关。例如单从现象上看：大陆农耕型国家更倾向于集权，例如中国，俄罗斯，古罗马，德国，法国，希腊的斯巴达；而海洋贸易型国家更倾向于分权，例如英国，希腊的雅典。在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人口稀少，文明弱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体制可以比较完整的移植。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