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匠精神打造民族乐器制造之魂记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传承之路（二）.docVIP

以工匠精神打造民族乐器制造之魂记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传承之路（二） 　　可以跟“师徒授业”这种传统的工匠传承形式相媲美的当属“子承父业”，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多的是这样的经典传承案例。 　　高级技师高占春的革新提炼 　　琵琶制作界的“高氏父子”（高双庆和他的儿子，上海市非遗传承人、琵琶高级技师高占春）就是一对典型。 　　高双庆曾被中央音乐学院特聘为专职乐器技师，负责各类乐器的修理工作。高占春14岁来沪跟随其父在“中华国音社”乐器店学艺。1958年，高氏父子一同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共同为琵琶的改革作出努力，解决了琵琶自古以来难以变调的问题。 　　“我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他经常说，你一定要学好这门手艺……不会演奏琵琶就不可能将琵琶做到极致，琵琶演奏也要好好学。”高占春这样回忆道。也正是慈父严师的勉励，促使他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拜琵琶演奏大师林石城为师。凭借聪明才智和勤学苦练，高占春学会了《彝族舞曲》《十面埋伏》等数十首琵琶曲，这使他的琵琶制作技艺更胜一筹。90年代以前，我国琵琶演奏界曾一度以得到一把高占春制作的琵琶为荣。 　　更难能可贵的是，高占春坚持把制琴过程中的经验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80年代初，高占春已经积累了30余年的实践制作经验，于是他萌生了把制琴心得记录成书的念头。“功夫不负有心人”，高占春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完成《琵琶制作》一文的初稿。后由林石城修改整理成文，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编修成册，在1982年的《乐器》杂志上分9期连载发表。这是我国琵琶制作史上第一次发表的专业性文章，对我国琵琶制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琵琶制作在形制、规格、音响品质等方面有了趋于规范化的参照系数。高占春的这一贡献，不仅对琵琶制作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其他乐器的制作也具有一定启迪作用。 　　像高占春这样，兢兢业业，为了琵琶制作技艺的提高而努力、为了琵琶制作技艺的传承而奋斗，一步一个脚印，为我们诠释的是工匠精神的又一个理念――从容独立、踏实务实。 　　技能大师张建平的 　　研发改良 　　同样是子承父业的张氏“父子兵”――张龙祥和张建平，在拉弦、弹拨类乐器的试制改良工作中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内设立的“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正是“将门虎子”。 　　对于张建平来讲，工匠精神的涵义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他的父亲――乐器制作工艺师张龙祥，是一个多面手，主做拉弦乐器，三胡、琶琴、新型阮等诸多改良产品的研制也出自他手。张建平小时候并不喜欢这个职业，他的理想是当职业篮球运动员。1979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工艺师子女跟随学艺。于是，张建平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工人，开始向父亲学艺。 　　当被问及他是如何做出现在这样的成绩时，他笑了笑，回答也颇富于哲理：“那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努力加上百分之五的天赋。”从球场突然转向工厂做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经过不懈的努力，两年后，张建平便开始独立完成一些中档和普及产品的制作，并逐渐吸收父亲张龙祥及伯父张文龙（原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拉弦、弹拨类乐器制作工艺师）的制作技艺及理念，边感悟边实践，逐渐摸索出特有的调琴方法，使二胡音质明显上升一个台阶。1987年，张建平与演奏家合作，研究如何在二胡音区内控制不协和发音点，获得了成功，该成果次年被文化部评为科技成果三等奖。 　　此外，作为《民族低音乐器研制与开发》课题的重要研发者，张建平不断探索，对其父张龙祥当年创制大琶琴的优缺点再次进行整理、归纳。2015年6月，与团队一起，完成了花瓶型、六角型低音拉弦乐器的制作，得到了上海民族乐团、音协等专家的指导与认可。2015年10月亮相上海国际乐器展，受到了广泛关注。 　　张建平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实践工匠精神的理念――摒弃浮躁、宁静致远。 　　走出车间开拓创新 　　工匠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式的“闭门造车”，工匠也要走出车间，开拓创新。2015年10月24日至11月9日，恰逢日本奈良“正仓院展”开展。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作为乐器文化的传承者，历来重视民族乐器文化的研究，特别组织技术人员及部分制作师前往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观展。此行八人包括张建平、李素芳、周肇麟（琵琶车间综合管理者）等。奈良之行，令他们受益匪浅，回到车间后大家将“取”到的“经”细细研读，进行了多次头脑风暴，最终运用到实践中，仿制唐代阮等系列乐器的工作顺利完工。 　　同年11月，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与谭盾工作室合作开展“丝绸之路”仿古乐器的探索与研发项目――关于仿制适用于舞台演出的仿敦煌壁画乐器。企业安排相关设计、制作人员等一同前往敦煌莫高窟进行学习，希望切身感受敦煌壁画的魅力，能够激发工匠的创作灵感。目前，该项目进行得有条不紊。 　　近年来，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