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与功利主义.docVIP

浅析罗尔斯与功利主义 20世纪的许多事件都可以在人类历史上占据显著的位置，毫无疑问，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则可被誉为“二战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所产生的广泛影响直到今天仍不曾散去，成为研究当代政治学与伦理学不可回避的议题。在《正义论》序言中，罗尔斯明确的表达了本书的目标：那就是继承发扬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试图代替现行的功利主义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他从义务论的立场出发，对功利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一点也引发了很多争议，本文着眼于探讨罗尔斯对功利主义原则的分析，并回应此方面引来的对罗尔斯理论的批评。 罗尔斯对功利主义原则的分析。 在《正义论》序言中，罗尔斯认为，自19世纪后期以来英语圈的伦理学史上，功利主义始终居于统治地位。这一思想体系得以持续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休谟、亚当斯密、边沁、密尔等一流的社会理论家与经济学家，有力地支持了功利主义伦理学。当然，它也受到过攻击，但是批判也只是对部分的批判，没有能提出与功利主义全面较量的伦理学体系，充其量只是用直观主义倡导的一些道德原理补充 修正功利主义。因此，罗尔斯在对洛克、卢梭、康德所倡导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理论进行一般化和抽象化的基础上，试图克服这一理论所存在的致命缺点，指出要提出取代功利主义系统的正义论。 罗尔斯在本书第一编中对功利主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意识到，功利主义的形式繁多，而且一直在发展。为了不引起混淆，他“在此描述的功利主义就将是一种严格的、古典的理论，这种理论也许在西季维克那里得到了最清楚最容易理解的概说。其主旨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 《正义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正义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21-22 约翰·罗尔斯著 何怀宏等译 1988版 功利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观念集中体现了两大重要理念。“最大多数人”体现了多数人原则，这也是民主原则的基础；“最大幸福”体现了效用原则。这些都符合近代以来西方的世俗化和人道主义价值观，所以很快就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广泛流传开来，某种意义上，功利主义原则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真正灵魂所在，一般政府都会把多数人和人民的福利两者作为其合理性的依据，也会诉诸这两者以便取得权力，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如此，因为，这两者也早已成为民众的基本政治信念。 当然，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背后也隐藏着一种危险，对于这种危险，契约论或自由主义是最为敏感的，那就是这种原则可能内涵着以多数人的利益压制、侵犯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康德最早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到了这种危险。边沁对这种危险没有意识到，但是密尔等后来的功利主义学者看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弥补和修正，如《论自由》一书的核心问题就是试图阐述“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但是这一问题在功利主义的框架内原则上是不能解决的。 正是这种潜在的危险构成了罗尔斯对功利主义强烈批评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利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无法解决的困难是有其内在的方法论根源的。这里，他把社会契约论与功利主义作了三项比较对照。第一，社会契约论把我们关于正义的至上性的确信作为一种健全的理论加以接受，而功利主义则充其量把这一确信仅仅作为一种社会上有用的幻想来说明。第二，功利主义者把个人的选择原理扩展到社会，而作为公平的正义则假定正义的诸原理本身是一种原始性共识的对象；第三，作为公平的正义不是一种目的论理论，而功利主义则是一种目的论理论。作为公平的正义主张：正确的构想优先于善的构想。 在古典功利主义与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连串比较对照之间还隐含着一种根本的社会观的差别。功利主义把社会假想为为使满足最大化而对社会资源作有效管理的运作体系；作为公平的正义则认为社会就是旨在根据正义的原理得到规制的互惠利益的协作事业。 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另一个主要批评在于指出，功利主义只考虑社会利益的生产和增加，却不考虑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实际上以社会利益的增加消解了分配公平。 在这个问题上，功利主义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使功利主义关注财富分配问题，也会陷入矛盾。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人们应该做那些能够实现快乐总量最大化的事情。具体到财富分配，在功利主义看来，正义的财富分配就是那种能够实现幸福总量最大化的分配。也就是说，假设把所有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可以产生最大幸福，那么，从道德的角度讲，这种分配原则就是理想的，也就是正义的。当然，从经济学的“递减边际效益原则”分析，财富越集中，其产生的快乐值越小。从这个意义上，按照功利主义初衷，似乎应当对社会财富进行带有“平均主义”性质的二次分配，即拿走富人的一部分财富分给穷人。但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