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艺美学_宋.pptVIP

第四章 宋朝时期的新儒家 第一节 宋朝时期的新儒家： 心体与性体 一、理学的形成 儒家在宋代的新发展是为了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宇宙生成论问题；二是认识论问题。二者均来自于佛教理论的挑战。 周敦颐的太极说和张载的气论都是解决宇宙生成问题的；而程颢的心学系统与程颐、朱熹的理学系统，则是解决认识论问题的。 崔大华，《儒学引论》，422页以下 ……理学的真正确立，按照朱熹的判定，是宋代前期的“北宋五子”——即在朱熹记录的记述理学道统的《伊洛渊源录》中首载的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五人的理论创造的结果。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即以（1）实现了对儒学基本思想新的、高于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升华； （2）同时实现了对佛老思想的批判和消化，这两项内涵或标准来界定“理学”，朱熹的判定是符合事实的。…… 1.超越经学 ……疑经变古是宋代经学的首要特色。宋代经学的这一特色实际上是唐代以来佛老思想笼罩和五代残唐时伦理明教崩溃所带来的儒学觉醒的一种表现。 宋代儒学家学者把这些社会政治的和精神的危机的出现而又不能消除，视为是儒者的“耻辱”，如孙复作《儒辱》说：“卿大夫以四郊多垒为辱，士以地广大而不治为辱，然则仁义不行，礼乐不作，儒者之辱欤？”认为战国时有杨墨申韩之学行世，汉为隋唐有“佛老之徒横乎中国”，所以“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汉魏而下，则又甚焉。”（《孙明复小集》卷三）…… 据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引述，陆游曾较完整地概括了宋代经学早期的疑经变古结论或成绩：“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困学纪闻》卷八《经说》引） 晚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诠解说：“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 ……归纳起来，他们的论据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一曰语言不类圣人之作。欧阳修“排《系辞》”和晁说之“黜《诗序》”都使用了这样的论据。…… 二曰自相矛盾。…… 三曰不合情理。…… 四曰有违史实或经典。宋代经学中苏轼之讥《书》和李觏之疑《孟子》，皆是援依历史事实为据。…… 五曰伦理评价的不同分寸或视角。…… ……但是，宋代经学疑经变古的理性精神中所蕴含的理论创造精神及其对儒学觉醒的感受，却有力量将经学家推进一步，使其超越经学，在更广阔的观念背景下，将经学的具体结论，升越为涵盖更广，理论内涵更丰富、深刻的儒学观念。 ……准确全面地、判然分明地划分或描述由经学到理学的理论观念演进的逻辑过程是困难的，但是从分别作为宋代经学和理学之理论观念代表的胡瑗和程颐在对《易》之诠解中所表现出的差异，可以看出宋代理学在超越经学基础上形成的过程中，所跨越的这样两步是具有决定性的： 其一、经学的具体学术问题演变为、升越为一般的儒学理论问题。将具有特定学术内容的经学问题，转变为具有一般理论意义或内涵的儒学问题加以论述，是经学走向理学的第一步。在胡瑗和程颐的《易》解中，对“河出图，洛出书”的不同训释，或者说对八卦制作问题的不同理解，比较明显、典型地显示出这一点： 其二，“理”之内涵由认知性向本体性升越。…… ……程颐说：“万理归于一理”（《程氏遗书》卷十八），“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卷十五）可见，程颐在众理或万理中升越出一种驾驭、统摄万物、万事、万理的唯一之“理”。 在《伊川易传》中，他将这种“理”表述为“体”，形容为“至微”，而将万物、万事及其显现在人的认知中的那些共同现象万理统称之为“象”，表述为“用”，形容为“至著”，并总括地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伊川易传·序》）。…… 2.消化佛学 佛家“三教合一”之论，一般是从佛儒道三家（主要是佛儒二家）具有虽然相异，但却互补的理论内容和社会功能的意义上提出的。佛家对这种关系的典型表述是“内”与“外”、“治世”与“治心”。 如北朝时道安曾界定说：“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典，典号为内……释教为内，儒教为外”（《弘明集》卷八《二教论》）。 北宋契嵩则说：“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镡津文集》卷八《寂子解》）。 完全可以说，许多文人学者或官僚士大夫正是相应这一观点而倾心、接近佛家的。 在佛学的这一理论挑战面前，比起先前的儒家，理学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他们从更多的理论侧面和更高的理论层面辨析了佛儒的差异，判定这种差异具有不可调和的对立的性质，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释氏与吾儒二本殊归”（《正蒙·乾称》）。理学家的儒佛根本差异之辨，主要之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