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药为何泛滥？销售手段“网络化”难以鉴别.pptxVIP

以廉价中草药冒充麝香、穿山甲、冬虫夏草等名贵中药材，一小盒假药生产成本仅20元，转手却以每盒298元的高价对外销售。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和药监部门连续破获两起 特大制售抗癌假药案，总案值3000多万元。据济南警方调查，这是地下造假一条龙：注册空壳公司，冒用正规生产批号；网上发帖，大肆虚假宣传；广泛布建销售下线。“现有假 药制售团伙的宣传多采用电视媒体与平面媒体相结合的方式，直接在各地电视节目中播出广告，编造药名，虚构疗效，欺骗消费者。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网购的兴起，近年来利 用网络销售假药的案件明显增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西城区检察院”）日前发布的制售假药类案件的调研报告这样分析道。这份报告举例说，在徐某销售假药案 中，犯罪嫌疑人注册成立恒隆顺、康众联华、利智拓达等多家公司，从他人处购进未经国家批准认证的假药，以“芪龙通络胶囊”的名义在新疆卫视、贵州卫视等电视台播放广告，并 找人冒充专家，虚构疗效，大肆公开销售。2011年11月17日，公安部统一指挥29省（区、市）警方发起一场打击假药的“战役”。警方发现，假药遍及全国，涉及几乎所有 药品种类，流入药店甚至个别地方的医院诊所；制假者在制假的各个环节，都有正规企业提供服务。这是一场事关公众用药安全的“健康保卫战”。假药案件为何直线上升“查封扣押 假药1042盒，移送案件50起，并及时抄备区检察院，公安部门全部受理，已拘捕涉案嫌疑人42人。”这是记者5月3日下午从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 淀药监局”）获得的该分局自今年3月1日以来办理制售假药涉刑案件的最新情况。2010年和2011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海淀区检察院”）共受理审查批 捕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案件8件；而2012年3月1日至今，案件数已接近50件。案件数量的直线上升，部分原因是去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降低 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门槛”，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海淀区的药监部门和公安机关加强了“行刑衔接”（指负责行政执法的行政机关和负责刑事办案的司法机关之间的配合衔接 ——记者注）的渠道建设，通过建立案件线索抄备制度，使得药监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办理制售假药的涉刑案件中有了更加紧密的合作。据海淀药监局稽查科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今年3月1日起开展的打击制售假药专项执法行动中，药监执法人员与公安部门侦查人员提前对重点打击区域进行了摸排工作。“行动中，药监执法人员深入现场进行现场检查及 调查取证，制作相关的文书，并对涉案药品进行查封扣押，同时进行假药的鉴定，涉嫌违法销售假药的人员由公安部门予以控制，完成以上工作后当日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并同时抄 备检察院备案。”该负责人说。 “药监部门的提前介入，以及案件线索抄备制度和定期联系会议制度的建立，使得打击制售假药犯罪能形成合力。”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白云山告诉 记者，今年3月1日打击制售假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海淀区检察院与海淀区公安局和海淀药监局之间已经召开过多次联系会议，这有利于建立有效的两法衔接会商机制，发挥法律监 督职能，坚决杜绝以罚代刑。所谓两法衔接，即行政法和刑法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上的衔接。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康晨告诉记者，近年来，药品监管部门的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的刑事 司法相衔接的机制虽然已经建立，但在实践中的运作还不够顺畅。“在办理制售假药的案件中，还存在移送、立案不及时，取证不到位，甚至互相推诿的现象，造成了药监部门重处罚 、轻处理，公安机关不愿主动参与，检察机关想介入没有线索来源的局面，导致对一些制售假药的行为不断进行行政处罚，却始终无法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康晨说，“由于缺乏足够 的威慑力，使得一些犯罪嫌疑人有恃无恐。”他建议，应当不断完善两法衔接机制，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不断加大对制售假药者的打击力度。销售手段“ 网络化”在调研中，康晨还发现，以往在销售假药中经常被采用的上门推销与发小广告相结合的推广方式已经逐渐被淘汰；随着网购的兴起，近年来，通过建立网站并利用网络销售假 药的情况越来越常见。“利用网络销售假药的方式有三个特征。”康晨说，“其一，租用境外服务器建立网站，通过夸大甚至虚构疗效的方式宣传药物；其二，利用木马、强制弹窗等 方式吸引、强迫上网者点击；其三，采用汇款方式收款，邮寄、快递方式交货，不与购买者直接接触。”他告诉记者，在西城区检察院近年来侦办的多起销售假药案件中，销售假药者 都是通过网络的渠道来进货，“由于这种方式隐蔽性极强，很难追查到其上家，导致无法彻底端掉制售假药的源头。”白云山也发现，销售假药的手段呈现出“网络化”的特点，多利 用互联网对“药品”的疗效和功能作虚假宣传，吸引消费者上钩，“有的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网站推销自己的‘产品’。”“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