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立中新的综合社会学理论的当前趋势.doc

新的综合：社会学理论的当前趋势 谢立中 近些年来，西方理论社会学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各个传统流派的社会学家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打破原来的理论疆界，“理论综合”重新成为学者们心往神弛的一个奋斗目标。在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曾明确地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发展就是逐步远离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进入理论综合的方向。那些旧的统治了社会学理论许多年的具体标签(如‘结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其意义和重要性似乎正在日益变小。由于年轻一代的社会学家占据了中心舞台，较老的理论和概念(如微观一宏观)之间的界限正在崩溃，一些年轻的理论家们甚至在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以期摧毁那些疆界。各种理论当前的支持者很少有兴趣去保卫对他们的理论所做的传统解释，而是以极大的兴趣去向其它的理论传统伸展，以努力发展出一种新的更为综合性的理论。”他欢呼社会学理论正在进入一个“特别吉祥的年代。”另一位当代著名的理论社会学家J．亚力山大也明确地断定：西方社会学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对过去分离的理论传统重新进行大综合的阶段。 在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理论综合的先例。其中最有影响的综合之一是早年帕森斯对迪尔凯姆、韦伯等人的综合。通过对理论先驱们的综合，帕森斯创造了一个宏伟的“巨型理论”。这个宏大的“巨型理论”曾经在西方社会学界雄霸一时，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与这种以创造一个单一的主宰性理论为结局的“一元综合”模式不同，当前西方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对正在出现的综合活动可以说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宽容的“多元综合”的态度。仍用瑞泽尔的话来说：“尽管(社会学家们)对综合有着一种巨大的兴趣，但似乎也存在著一种认识：即那些试图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的综合理论的努力，是一种失误。……当前在理论综合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更为有限的和有约束性的。”因此，瑞泽尔认为我们与其把当前正在出现“新综合”称为“a new synthesls”，不如称为“a new syntheses”。 确切说来，当前在西方理论社会学界各个传统流派之间出现的综合活动是一种“综而不合”的过程。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综合性”的理论。这些理论都试图在“坚持”原有某个理论传统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突破原有传统的某些教条主义框框，“批判性”地接受其它一些理论传统的思想与观点，以发展自己的理论传统，使之成为一个更为综合的理论。因此，这些理论大多都自称为或被称为“新……”理论或“后……”理论。以下择其要简介之。 一、“新功能主义”理论 “新功能主义”是当前美国理论社会学界来势最猛的“综合性”理论之一。其主要提倡者有J．亚历山大、P·柯罗密、蒙奇、卢曼等。 “新功能主义”这个词明确地表达了它与传统功能主义(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的继承关系。按照它最积极的提倡者J，亚历山大的说法，他们之所以采用了“新功能主义”这个提法，是为了表明只有“帕森斯的分析模式为(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新综合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基础。”为了表明这种看法的合理性，亚历山大对帕森斯的理论重新进行了解释。按照他的看法，“功能主义对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十分贴切的称号。”实际上，帕森斯的著作(尤其是其早期著作)体现了一种宏大的企图，即对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功能主义、唯意志主义、帕累托主义等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归纳与综合。因此，帕森斯理论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但同时也因而是“非常模糊的并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它“给予社会学家们许多不同的选择，他们基于自己的知识和历史条件而从中做出各自的选择。”那种导致其衰退的对它的解释——“反个人主义、反对变迁、保守主义、唯心主义及反经验主义的偏见等”，正是在60-70年代特定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学术界对帕森斯理论所进行的选择性诠释的结果。亚历山大认为，在新的知识背景与历史条件下，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作出新的解释和发现。在1985年他所撰的《论新功能主义》一文中，亚历山大描述了他自己对“功能主义传统”的重新解释。按照这种新解释，“功能主义传统”由以下六个特征构成：(1)功能主义在描述性而非说明性的意义上提供了一种社会各部分问相互关系的一般图景，它认为社会是由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组成的、多元的与开放的系统；(2)功能主义像关注结构那样关注行动，而且不仅关注行动的实践性与手段性方面，而且也关注它的表意性与目的方面；(3)功能主义关注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变异及过程；(4)功能主义假定人格、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是社会结构所必需，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所产生的张力是变迁与控制的持续根源；(5)功能主义认为分化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6)功能主义强调概念化与理论化的独立性。这些特征表明，功能主义并不像人们惯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