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行贿罪的若干建议.docVIP

完善行贿罪的若干建议 　　摘 要 当前行贿罪立法存在一定的疏漏，重受贿轻行贿。行贿物仅限财物范围过窄和行贿方式只限于交付事后行为，这些立法缺陷不利于有效规制行贿罪。同罪不同刑，量刑不公有失刑法适用统一性。 　　关键词 刑事政策 行贿表现 行贿内容 刑罚 　　作者简介：屈海龙，广东财经大学在校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259-02 　　贿赂犯罪是腐败现象中最严重的一种犯罪行为。行贿与受贿是构成贿赂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可谓如影相随，在司法实践中查获的多数受贿案件中，总能发现行贿行为的踪迹，而行贿的罪证是指控受贿犯罪的有力证据，在侦办的贿赂案件中，常侧重于打击受贿犯罪，而宽宥行贿犯罪。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的数据显示，从2009-2013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行贿犯罪案件共计12821件，生效判决人数12364人，受理一审受贿犯罪案件共计53843件，生效判决人数48163人，行贿犯罪案件收案数仅为受贿犯罪案件的24%，行贿犯罪案件的生效判决人数仅为受贿犯罪案件的26%。 　　这些事实表明，我国在刑事法制建设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行贿犯罪扩张势态依然严峻。面对行贿犯罪的急增势头，完善刑法规制成为首要任务。2015年刑法修（九）对行贿罪作了重要修改，增加了并处罚金刑，从立法角度强化了对行贿罪的惩处，但仍然有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就完善行贿犯罪立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确立行贿与受贿并重刑事政策，摒除重受贿轻行贿的旧念 　　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政策之明智与否，直接关系到犯罪引起的社会问题的治理效果。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活动的基本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贿赂犯罪中行贿与受贿犯罪这对对行犯关系范畴当中，由于贿赂犯罪的特殊性需要，在反腐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为了取得反腐治罪的效果，在工具价值论的引导下，争取行贿犯做污点证人，及时破案。特别在一些重大贿赂案件或隐蔽性极强的要案当中，在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受贿犯的犯罪事实情况下，获取行贿人的供述在侦破受贿案件中居于关键的地位。给予行贿犯宽大处理以换取行贿犯的供述，《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上述刑法条文，没有将行贿与受贿置于贿赂犯罪同等地位，仍然受“重受贿轻行贿”的政策影响。规制受贿罪在贿赂犯罪中居于首要地位，有学者称这种政策为“非对称性刑事政策”。 如果将腐败现象中的贿赂犯罪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则除了索贿情形外，行贿是“因”，受贿是“果”；没有行贿，就没有受贿，对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遏制贿赂犯罪需先行从惩治行贿犯罪入手，同时应该避免“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将规制行贿与受贿置于同等的重要地位，既要从源头规制受贿犯，也要事后有效惩处。 　　二、遏制优先于查处，防患优先于惩治 　　依法治国，发挥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功能，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用法律规制贿赂犯罪。在目前我国反腐高压势态下，反腐倡廉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源头上堵截法律漏洞，将犯罪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是遏制犯罪的有效手段。根据我国目前的刑法规定，行贿罪的行为仅限于“给予”这种事后惩处行为，在打击行贿犯罪手段方面略显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规制行贿罪的手段行为。 　　对于如何完善行贿罪的规制手段行为，目前我国的一些学者在著作或论文中均提倡扩大行贿罪打击范围，建议将行求、期约行为也纳入行贿罪的规制范畴。在司法实践当中不乏一些国家或地区已经这样规定。例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 　　面对当下行贿犯罪肆意横行之势，如何有效的规制行贿罪是当前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如果不顾我国特殊的国情冒然也扩大行贿的内容将行求、期约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将面临这样一种困惑：过渡依仗刑法手段，而压缩公民的自由权有违刑法迁抑性。在面对刑法的扩张与迁抑二难境地，如何有效完善行贿罪的规制，不应仅仅局限于依靠刑法规制这单一的手段来实现行贿罪的规制目的，应充分发挥其他法律手段如行政法，在行政法上将对国家工作人员行求、期约行为纳入行政法规制范畴。在行政处罚不能有效规制时，适时介入刑法的最后保障作用。完善行政法与刑法在规制行贿行为的衔接，严密法网，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在理论上及司法实践当中，除交付行为以外，将行求、期约作为非犯罪行为处理或者对于法益构成现实紧迫的威胁的行贿预备行为，比较既遂犯从轻、减轻、免除处罚，并没有将其与行贿犯罪的客观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