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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刑事抗诉现状的分析及对策 　　【摘要】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刑事抗诉工作开展难、数量少的现状依然不同程度在各地存在。现以宜城市检察院2014年至今的刑事抗诉情况为切入点，对当前刑事抗诉工作现状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对策，改进工作。 　　【关键词】刑事抗诉；工作机制 　　一、当前刑事抗诉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刑事抗诉案件数量较少 　　2014年收到判决152件，提起抗诉2件。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刑事案件数与法院审结的刑事一审案件数之间的比例没有达到预期的平衡程度，而从各地交流的情况来看，其他院的抗诉率还要低，有的甚至没有一件抗诉案件，检察机关刑事抗诉案件数量之少可见一斑。 　　（二）刑事抗诉工作法律效果不够理想 　　尽管提起抗诉的刑事案件数量少，但就是这少量的抗诉案件，其直接改判率也并不高。对确有错误的判决，二审法院往往也会通过发回重审以规避相关难题和矛盾。 　　（三）刑事抗诉工作社会效果不好 　　刑事审判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刑事审判监督是确保刑事审判公正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一方面是社会公众对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判决不公的质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却是刑事抗诉比率小、改判率低的现状，这也就导致公众对检察机关监督力度、监督能力的质疑。 　　二、对当前刑事抗诉工作存在问题原因的分析 　　（一）检察人员自身在思想认识等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对抗诉权的行使漠不关心，不想抗诉。认为抗诉工作是领导决定的事，与己无关，是否提起抗诉以及抗诉是否成功都不会对自己产生多大影响。许多案件承办人满足于有罪判决，认为只要一审法院对被告人作有罪判决，不管判轻判重，也不管是否改变定性，审判监督的任务都算完成了，不必再启动抗诉程序。 　　二是怕行使抗诉权会影响检法工作，不提起抗诉。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抗诉必然触及到检法两家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利益、工作考核等一系列问题。一些检察人员担心抗诉会影响双方工作关系，不利于今后案件的起诉。实践中检法两家工作上及时沟通相互协调，通过变通处理风险救济，也确实使双方都减少了很多“麻烦”。一方面法院则认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案件应当作无罪判决的，可能不会作无罪判决，而是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而检察机关在认为案件可以提起抗诉的，为了不影响两家的关系，往往也不轻易提起抗诉。 　　（二）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是人民法院内部的请示制度，使得判决从上而下呈现出“一体化”特征，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被化解、削弱。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合议庭和独任审判的职能，案件重大、复杂的也只能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上级院对下级院仅仅是业务指导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敏感的、可能引起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下级院事先通过内部请示、汇报、内审等，在与上级院达成默契后再下判决。这样，既使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改判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使二审终审变成了一审终审，使司法系统的自我纠错机制变成了行政系统的机制。这就极大削弱了检察机关对审判的法律监督功能，打击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积极性。 　　二是地方行政干预，难于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但现行机制的运作方式决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办案经费及干警的工资、人事和政治生活待遇等都受当地政府管理和支配，受其制约。这一现状的存在，为行政干预创造了条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办案的能力大打折扣，也增大了检察机关的抗诉难度？ 　　三是检察机关内部比较复杂的抗诉启动程序及比较严格的法定抗诉标准影响制约了抗诉职能的发辉。 　　（三）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 　　一是法律制度本身的问题，制约着抗诉权的有效发挥。如我国刑法条文中大量出现的“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从轻处罚”“减轻处罚”等规定，由于比较模糊，容易造成检、法两家理解不一，从而导致对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的处理结论。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六种可以抗诉的情形，但是其对刑事审判中大量存在的是否属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的判决裁定，却没有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认定标准，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抗诉权的有效发挥。 　　二是审判人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增大了刑事抗诉的难度。由于自由裁量权是法官享有的一种无可争辩的法定权力，而目前刑法具体条文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又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理论上讲，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导致审判人员过度以自己的刑罚价值观或个人意志来定罪量刑。因为对审判人员而言，只要是在量刑幅度内判罚，怎么判都难以否定其合法性，检察人员也难以界定和把握是否应当抗诉，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为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