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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衅滋事司法解释施行后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摘 要 《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和巩固了寻衅滋事罪在刑法体系中的独立地位，规范了该罪的行为体系，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参考。但寻衅滋事罪困扰着实务界的罪状不清、与相关罪名区分困难等问题依然存在，需不断完善。 　　关键词 寻衅滋事 司法解释 罪状不清 司法完善 　　作者简介：刘变叶，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9-267-02 　　寻衅滋事罪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存废之争。《刑法修正案（八）》和《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实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寻衅滋事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别等问题，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参考。 　　一、《解释》的主要内容及实践意义 　　（一）《解释》的出台背景及主要内容 　　现行刑法中的寻衅滋事罪源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1997年《刑法》废除了流氓罪，原来的流氓被分解为聚众斗殴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等四个罪名。1997 年刑法及 2011 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寻衅滋事罪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进一步细化为四项具体行为，增强了实践操作性。然而，寻衅滋事罪与相关罪名有诸多相似之处，且该属情节犯，“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在认定上界限很难区分，影响到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解释》在此背景下出炉。 　　在内容上，《解释》对《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的规定予以逐条解释，规定了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相关罪名竞合时“从一重罪”的处理方法，并明确了寻衅滋事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具体依据。 　　（二）《解释》的实践意义 　　1.确立和巩固了该罪在刑法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流氓罪中殴打无辜、无理取闹等罪状不清的规定，被统统归入寻衅滋事罪，其“界限模糊、操作混乱”的缺点亦被移植到了寻衅滋事罪中，导致寻衅滋事罪成为“小口袋罪”。而此次司法解释，使寻衅滋事罪的独立性得到很好体现。 　　2.合理定位了寻衅滋事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作用。立法把一些“虽不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由于行为的反复性与严重性导致其侵犯法益的严重性，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综合规定在寻衅滋事罪之中，使寻衅滋事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具有补充的性质，在刑法罪名体系中成为一个兜底性罪名。近日出台的《关于办理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把“公共场所”扩展到网络空间，这个规定亦是寻衅滋事罪兜底性的体现。 　　3.减少了罪与非罪的争论。寻衅滋事罪作为典型的情节犯，具有情节犯的很难界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不足。司法解释的出台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对情节犯对情节轻重认定的难度，其对四种客观行为的认定标准更加明确，使“寻衅滋事罪”与“寻衅滋事行为”的界限更加明确，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相近犯罪存在界限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4.增强法律规范及其适用的权威性、统一性。该司法解释明确了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用逐一列举方式解读“情节恶劣、情节严重”等情节，增强了法律规范使用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另外，也弥补了原来寻衅滋事罪中认定的一些法律空白，并规定了寻衅滋事犯罪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竞合时的法律适用，为执法办案提供了统一使用标准。 　　二、司法解释出台后司法实践和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 　　在寻衅滋事罪罪状描述中，争议最大的是“情节严重”、“情节恶劣”情节性规定如何界定，“随意殴打”是否事出有因，“强拿硬要、任意毁损”的主观色彩判断等，这些都是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1.“随意殴打他人”中“随意”的认定不明确。正确区分“随意”概念是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等罪名的重要界限。办案人常以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特征或主客观双重标准来区分其行为是否“随意”。 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随意”的界定应以主客观结合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是否“事出有因”来界定。 　　2.寻衅滋事的“口袋容量”不明确。《解释》实施以来，寻衅滋事罪越来越多被适用于公民的言论。法学家普遍担心，这项罪名业已成为边界可以不确定并可随意延伸的“口袋罪”，如此不仅背离了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原则，而且可能会造成公权力的滥用，极大压缩公民受《宪法》第35条保护的言论自由。 　　3.寻衅滋事罪与相关罪名区分不明确。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对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罪名的区分未做规定，影响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一是寻衅滋事罪之“随意殴打他人”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分界限不明晰。实践中常遇到比较复杂、难以区分的案例，导致司法实践中定罪的不统一。如行为人以替他人讨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