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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犯罪控制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突出使得我国的社会治安形势较为严峻，犯罪率居高不下。其中，以少数民族成员为犯罪嫌疑人主体的各类型犯罪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暴力恐怖犯罪为代表的三股势力。这些案件的发生给我国的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秩序和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同时，在内地省份部分少数民族的流动群体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增多，但又受限于民族保护政策，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社会问题。文章以研究少数民族犯罪刑事政策的制定不对象，以我国西南地区为例，通过行为研究和列举数据的方式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犯罪控制进行分析，以期可以对我国少数民族犯罪政策的研究有所借鉴。 　　[关键词]少数民族犯罪；刑事政策；犯罪预防；宽严相济 　　[DOI]10.13939/ki.zgsc.2016.35.239 　　1 我国少数民族犯罪率上升的刑事政策背景 　　近年来，从少数民族犯罪的情况来看，既有与其民族习惯和习性相关联的特殊性案件，也有与此特征无关联的一般性案件。既有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一般违法案件，也有同“疆独”“藏独”相关的危害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恐怖暴力性犯罪案件。从犯罪趋势来说，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率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从犯罪类型上看，犯罪的主体呈现出年轻化、有组织化以及同境外反华势力相勾结等特性。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普遍较之于内地汉族居住区域落后，生活的压力和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使得大量少数民族裔居民以有组织的方式来到内地谋生。因为受制于自身的文化层次、语言和受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人无法获得其所期待的生活状态，使得其极易滋生违法犯罪。 　　针对少数民族的特点，我国现在制定的政策主要以1984年中共中央第5号文件提出的“两少一宽”为代表，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1]但是，在刑事司法上对于少数民族犯罪主体从宽，包括刑事诉讼程序上的从宽和定罪、量刑、刑罚执行上的从宽，有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之嫌。从此政策实施之后的现状观察，“两少一宽”政策的制定在立法层面造成了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公民司法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对于少数民族的刑事犯罪难以处理；同时，对于少数民族中守法分子的逆向淘汰客观上助长了少数民族中具有犯罪特征性格的部分主体的犯罪性倾向。少数民族群体犯罪之后，没有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法定的程序对于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处，又促使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扩大化，不利于汉族同各少数民族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和巩固。按照“两少一宽”的基本精神，从宽包括立法上的从宽和司法上的从宽，具有三个特征，即：变通性、补充性和民族性。其中，变通性是指只能就少数民族不能适用的刑法典部分规范作出非原则性的灵活规定，而不能作出原则性的变通；补充性是指只能对不完全切合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某些刑法规范在刑法原有规定的基础之上增加一部分规定，不能自行制定刑法典；民族性是指刑法典不便规定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有关联的犯罪和刑罚问题，只适应于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由此可见，我国立法机关在制定该政策之初，对于立法上从宽的界定并不宽泛，仅仅限于对刑法典的有关部分所作出一定的变通或者补充性规定，而非实务中大面积地对于少数民族犯罪群体予以宽泛处理。因此，对于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是否违反法律奉行的最为核心的理念即公平；是否违反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内核？是我们在此政策实施数十年之后所需要思考的。 　　任何一项政策根据法律的位阶原则都不能超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无论是针对汉族的刑事法律政策，还是对于少数民族的刑事法律政策，都不能因为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就可以违背司法独立权这一基本的法治理念。汉族作为我国的主体民族，应当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在刑法层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维护国家的稳定固然重要，然而这一局面的保持是应当建立在对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辅助和政策倾斜之上，而非在刑法层面进行民族性的差异立法。对于刑法这一规范公民行为最为严厉也是最低底线的公法，无论如何不应当做出差异性的对待。因为刑法作为公法涉及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一旦作出对于公民个人的影响力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必须慎重。 　　2 我国少数民族犯罪类型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南地区为例 　　哲学家康德曾言：“一切知识都有一个概念，即使这个概念是不完备的。”[2]对于任何类型的犯罪，都应当首先明确其概念，少数民族的犯罪类型也不例外。就犯罪而言，正确地界定和把握少数民族犯罪的概念是研究其犯罪现象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探讨其蕴藏于犯罪学与刑事司法学科以内特殊类型化的问题。我国少数民族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在地理环境、人口结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