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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背景下张之洞对留学日本的影响 　　摘 要 张之洞是清末重臣、洋务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宗旨宏达、新旧杂糅的著作家、思想家和颇有影响的教育活动家。在张之洞40余年的从政经历中，始终没有中断过对兴学育才教育活动的倾心与关注。尤其是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张之洞对清末留学日本教育的展开，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张之洞 清末新政 留学日本 教育 　　作者简介：何云鹏，延边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法史学。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0.293 　　一、兴学重教是儒臣张之洞仕宦生涯的重要特征之一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芗）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探花，入翰林院授编修。1867年后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等职。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死后，他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死后被清廷谥为“文襄公”。 　　张之洞政治法律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所以被追随其多年的幕僚辜鸿铭称为一代“儒臣” 。张之洞在忙于公务的同时，还勤于著述，其著作有后人整理出版的《张文襄公全集》行世。其中，特别是张之洞于1898年4月出版的代表作――《劝学篇》，更是把他的“儒臣”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之洞作为晚期洋务派思想的代言人，在《劝学篇》中最全面最充分地阐述了“中体西用”思想，使它成为洋务派的总纲领。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在戊戌年间变法维新的过程中产生的，一般认为它有调和顽固派反对变革与激进的改良派主张彻底改革之间矛盾的用意。 　　《劝学篇》分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共由二十四篇独立成章的文章构成。内篇的目的是“务本以正人心”，张之洞担心“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故起而卫道。他把三纲五常称作“万古不变之常经”。外篇的目的是“务通以开风气”，他主张在维护“圣道”即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纲常礼教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改变“法制”、“学制”等，即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企图以西方的知识技艺（即张之洞所谓的“西政”和“西艺”）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达到挽救危亡及最终捍卫“圣道”的目的。 　　张之洞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 培养人才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人才又出于教育。为了“兴学求才”，开通风气，张之洞在为学政时先后创设了经心书院（湖北）和尊经书院（四川），为督抚时则在大力改革江汉书院的同时，又开办了涉猎领域更为广泛的各种学堂（其范围包括军事、农工商实业和外国语言等），为洋务活动培养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他虽主张通经学古，但反对空疏繁琐的学风、文风。奏陈整顿试场积弊，主张要治民心必须先治士，法不贵严，贵在必行。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为迎合清廷新政需要，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等三折，建议对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如设立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的科举制度。积极倡导奖励留学，多译洋书等。他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写道：“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 1903年张之洞受命会同张百熙、荣庆厘定学堂章程；博考日本等国学制，在1902年制定的学制基础上，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张之洞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和留学教育，并强调教学内容的近代化，所有这些都对清末教育改革影响很大。 　　二、张之洞对清末留学日本的理论与实践 　　1894年的甲午战争，泱泱大国的大清王朝惨败于蕞尔小国近邻日本，宣告了由洋务派经营了30余年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国人始猛然觉悟，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原因是勇于向西方学习。故甲午之后，举国上下，莫不视游学东赢为富强之要径。 　　从现有的史料看，张之洞对清末留学日本教育的展开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姚锡光著有《东瀛学校举概》一书。张之洞曾派姚氏赴日本考察学校教育等情况，这本书就是姚氏的考察报告。该书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日本各级各类学校的概况，出版后颇受欢迎。所有这些，正可显示留学的准备工作逐渐完成。 　　此前，日本国的一些文武大员基于某种可告人或不可告人的动机与目的，曾不时游说中国地方督抚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