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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中的多数人侵权类型 　　摘 要 本文立足于我国《侵权责任法》有关多数人侵权的规定，通过比较德国、日本等地区的两种共同侵权类型发展模式，认为应当适当定义“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抛开对“共同性”的主观交织客观的复杂考察。原因在于“共同过失”概念在理论上无法界定，在实务中价值有限；客观关联共同行为与有意思联络的多数人侵权存在诸多不同，不宜合并规定。因此，《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的是有意思联络的多数人侵权，第十条规定的是加害人不明的多数人侵权，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则为无意思联络的多数人侵权。在无意思联络的多数侵权人之间的责任承担上，宜从因果关系理论上考察。在因果关系不明时，应当重视行为人各自“过失”的作用。 　　关键词 共同侵权 意思联络 客观关联共同 因果关系 　　作者简介：戴卫真，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282-05 　　一、概述 　　本文所讨论的多数人侵权，指的是复数的侵权主体实施的导致同一损害结果的行为，包括了可能的复数，即共同危险行为下的责任承担人。之所以不采用共同侵权的概念，源于笔者认为应当谨慎使用、狭义界定“共同侵权”的概念，以避免各种混淆和法律适用上的不清晰。 　　多数人侵权的特殊性主要有：一是在特定类型的多数人侵权下，认定责任成立以及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的修正；二是数加害人之间在一定情况下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共同侵权责任理论所一直努力的便是为多数人侵权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侵权法需要提供不同场合做出判断的规范资源，来明确行为自由和权利的界限。①因此，这个界限越清晰，就越能为每个社会主体划定行为的范围，给出合理的预期，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对多数人侵权进行类型化，明晰各自的界限，就越能实现行为自由和权利保障。 　　下文以《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条文为分析对象。 　　二、比较法上的多数人侵权类型 　　不同于我国立法上对数人侵权分为多个条款来进行规范，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地的民法典以一个条文来规定多数人侵权行为。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立法系仿自德国，虽然在解释发展上选择了与德国法不同的路径，但其基本结构几乎相同。 　　（一）德国的规定 　　德国民法典第830条分为两款。第1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引起损害的，每一个人就损害负责任。不能查明两个以上参与人中孰以其行为引起损害的，亦同。德国学说认为该款包含了两种类型的数人侵权。第一句规范的为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构成该句的责任，则必须存在加害人对行为的共同作用的意识和愿望。故意的内容必须是涉及了实现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前提条件。第二句学说及判例均认为规范的是加害人不明和份额不明的情况。适用本句的关键在于应当考虑到的所有行为中的每一个行为，都可能无须其他行为而单独造成整个损害后果，即该句规定的是对整个损害的责任。第2款规定，教唆人和辅助人，视为共同行为人。该款规定的是参加人的责任。在这里，不顾及因果关系而将全部损害归责于任何一个参与人，系基于参与的意思。②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40条第1款，二人以上一同就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负责任，作为连带债务人负责任。 　　准此以言，德国民法典第830条规定了三个独立的请求权基础：一是基于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二是加害人不明或者责任份额不明的数人侵权。三是参与加害行为。第一种和第三种类型的数人侵权范围较窄，界限也较为明晰，其适用上不生太多疑问。然第二种类型的侵权行为，则作为关于连带责任之规定，被广泛适用。除此之外，在该句不能涵盖的、法官认为应当由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案例，则通过判例与学说加以弥补。因此，德国法是在坚持故意要件的同时，通过扩张共同危险行为的覆盖面、以及同时行为人制度的法律续造，来适应社会的发展。 　　（二）我国台湾地区、日本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则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即对相对应的第一种数人侵权类型的“共同”采广义解释，认为共同过失的加害亦包括在内，将客观关联的加害行为包括在第1款第1句中，并以之作为请求权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判例和学说资料非常丰富。日本学者我妻荣认为，要认定关联共同，并不以共同行为人主观性的联系为必要，只要在相当因果关系的范围内有关联共同的行为即可。③台湾判例亦认为，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不以有意思联络为必要，数人因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苟各行为人之过失行为均为其所生损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谓行为关联，亦足以成立共同侵权行为。而在第二种数人侵权类型中，王泽鉴教授亦认为在加害部分不明的情况下，亦可类推适用该规定，使得加害人负连带责任。就第三种数人侵权的类型，并不存在太多适用上的争议。 　　两相比较，台、日的多数人侵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