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学与实用观点论新旧应用文的用语新加坡教育学院谢世涯.docVIP

新旧应用文用语比较研究 谢世涯副教授 摘 要 古人书写文言书信，用语整洁精炼，言简意赅，有事则长，无事则短，并不重视什么格式。逮至六朝，文风崇尚绮靡，影响所及，书写信函，也要骈四俪六，注重词藻，后人辗转因袭前人文辞，遂成滥调套语，流弊在所不免。本论文深入探讨旧式文言应用文用语的弊端，并与新式应用文用语作比较，从而论证新加坡改革旧式应用文的必要。新式应用文采用语体文，用语浅显明白，切合实用，不但顺应时代需求，在教学上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一旦掌握，就可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旧式应用文那种学与用脱节、能学不能用的问题，当可解决。 本论文发表于“第一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讨会”，1984年12月26日至1985年1月3日由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主办，在台北师范大学举行。 一 前 言 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新加坡各中学、初级学院或是大学的语文课程里，都有文言文的教授，这是为了要学生吸取古代语文或知识的精华，接受民族文化的遗产,并不是要学生学习书写文言文。所以学校里有关语文训练的作业，几乎都是采用语体文，只有“应用文”一科，却要学生用旧格式和文言文书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矛盾，因为专门用来训练学生写作能力的作文，日记，报告等等，是用语体文，而每星期仅有一节甚或两星期一节的应用文，却用文言文；何况应用文只是一年的课程，学生要在短时期内，以最少的时间掌握文言文的写作技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社会，讲究实用与效率，文言应用文那些繁杂的书写形式，带有封建色彩的所谓上行、平行和下行的体例，陈旧而又不着边际的客套语和恭维语，近于迂腐的尊贵语和卑抑语等等，凡此种种，都与现代化的社会格格不入。 基于上述的原因，新加坡教育部于1976年成立了一个“华文应用文改革委员会”， 该委员会于1977年曾提出一个《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 ，建议应用文改用语体文和新格式书写。从八十年代开始，新加坡各学校的应用文，就全部采用语体文的教材了 。这里笔者想探讨旧式文言应用文用语的流弊，比较新式语体应用文用语多方面的意义，说明在教学上的成效，从而论证新加坡改用语体应用文的必要。 二 旧式文言应用文的用语 （一）朴素精炼的文言书信 旧式应用文是采用文言文书写的，其用语当然是文言词汇，虽然旧式应用文也有半文半白的，但是因为受到旧式应用文格式的限制，那些比较浅白的文言应用文，仍然是以文言词汇为主。 本来，古人用文言写信，文词整洁精炼，言简意赅，有事则长，无事则短，并不很重视什么格式，例如以下这封诸葛亮给他孩子的《诫子书》，是这么写的：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恼慢则不能研精，险操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封信用语显明扼要，一开头就切入问题的核心，诸葛亮劝勉他的孩子，为人求学，都应该守静，静就是不可骄傲，不可急躁的意思，能静才能求学，能学才能成材，否则少壮不努力，蹉跎岁月，将来就会落得老大徒伤悲了。短短八十六个字的一封家书，把为人求学的道理，说得极为透彻。 再看一封司马迁的《与挚伯陵书》：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维伯陵，才德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沽，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繇也。愿先生少致意焉！ 收信人挚伯陵是汉代的贤士，退身修德，隐居阡山，以清节见称，不肯出仕，司马迁和他交情颇深，所以直言不讳，劝他改变隐士的生活，用语精炼明快，很有说服力。 又如另一封李陵《答苏武书》，这封信后人怀疑是汉朝人假托李陵之名而写的，就文字而言，虽然长达两千字，但写来诚恳真挚，感人肺腑，是一封极有价值的文言书信。这封信的特点，开端和结尾都很简单，开头只写“子卿足下”，末尾是用“李陵顿首”作结束，没有“大鉴”、“台览”一类的提称语，也没有“迳启者”、“谨呈者”一类的启事敬辞，更没有罗唆的应酬语、恭维语和祝贺语，虽然信前有四句“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的用语，但那也是有感而发的，不是客套敷衍的。 他如《战国策》中的《乐毅报燕王书》，汉代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论积贮疏》，孔融的《论盛孝章书》等等，都是辞旨动人、传诵千古的文言书信。有关的载籍，都有收录，这里不再赘述。 （二）旧式文言应用文的流弊 像上述那种朴实简明的书信，到了六朝时代，因为那时候的文风崇尚绮靡，影响所及，一般人书写普通函件，也要骈四俪六，满纸词藻，了无意思，所谓“博士卖驴，书卷三纸，不见驴字。”正可以用来形容那时候的风气。 其实，由六朝而至唐、宋、元、明、清，各代都不乏用语确切、言之有物的书信，尤其是清代，可说是集历代书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