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漫谈现IRN代司法的IRN.doc

现代司法的理念漫谈 　　范愉 　　一、问题的提起和方法论——关于司法理念的研究 　　在本人做博士论文《中国审判制度及其理念的研究》时，导师及其他学者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司法制度真的有“理念”吗?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理念应该是贯彻在具体的制度和实践之中的、并作为其基石而存在的，理念应该是在制度建立之初事先被确立并表述出来的，并能够在实践运作中得到验证的，应该说，任何制度都必然存在一定的理念支撑。而人们之所以会对中国的审判制度、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提出这样的疑问，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现代的发展中，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经常是一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的方法论，在制度建构和改革过程中，往往显得理念准备不足、甚至完全没有经过理念上的论证，在司法制度建立之后，亦缺乏对其内在理念的系统阐发。因此，表现为制度设计上的不系统、不周密和较大的试探性、灵活性。在改革中和革命的特定时期，这种方法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由此也就埋下了任意性的伏笔。 　　其次，以往我国关于司法理念的论述，很多往往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出现的，表现为类似于“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之类的口号，并辅之以运动式的动员和推进。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表述，往往把理念推向极端，一方面容易导向谬误，另一方面则掩盖了其内在的合理性，以至于极易招致同样意识形态化的反驳，使建立在正当性与合理性之上的理念研究失去了科学性的基础。例如：计划经济的统一标签。人民性、实质正义、效率、调解、职权主义。口号在其热情鼓动之下，往往可能掩盖着一种片面性甚至错误，在矫枉过正的做法之后，有时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危害。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口号这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往往张扬了一种强硬的语言暴力色彩，力图用斩钉截铁的语义和简洁短促的句式结构遮蔽所有的话语空间，将对话、讨论、质疑、辩驳等统统拒之门外。诚然，口号运用得当往往可以充分发挥其感召力和号召力，成为凝聚民心的话语磁场.然而，口号式的感性宣泄终究代替不了理性的思考和务实的实践，口号的泛滥或许会潜伏着一种非理性的灾难。……法治口号往往成为主流法律意识的话语载体，甚至会拥有法治领域的话语霸权地位”[1]. 　　第三，我国历史上素有理念表述(宣言与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以至于人们如果把外在宣示出来的理念作为真实理念基础时，实际上可能与事实相距甚远。例如，所谓中国人“厌讼”、“无讼”，经常被夸大地说成是一种传统，而实际上，历史上，与统治者宣传的“无讼”理想相反，中国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经常出现滥讼、缠讼的事实，而西方人也并非都热衷于诉讼，西方法谚中戒讼之语比比皆是。表述的理念(宣言与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使司法理念的真实性成为无法检验和贯彻的空话，所以，有必要通过实证的方法探索真正的理念之所在。秋菊打官司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致力于传播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同时，缺少对自己司法制度与实践的历史现状的了解，尤其是建立在现代通用的概念和范畴之上的、在现代的语境中所做的实证性研究十分匮乏，因此，每当面对西方司法理念博大精深的体系时，我们常常感到自惭形秽，而当两种理念在进行交流和对话时，显示出的是一种时代话语上的差距，以及思辨之严谨与口号之苍白的鲜明对比。于是，我们常常不得不承认自己理念的贫困，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理念的体系。 　　今天，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演进和改革的深化，理念的需求终于日益凸现出来了——为改革提供正当性的论证，包括批判和建构。于是，理念逐渐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或用语，部门法学由于认识到法律解释学方法的不足，开始出现了一种理念化的研究趋势，法哲学成为各部门法学者最高的境界和方法，各类法哲学研究论著成果昭示着法学界的理念研究正在走向一个鼎盛时期。 　　在这种理念研究的热潮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研究路径的区别：其一是法哲学或“形而上学化”的研究方法，它致力于原理和规律的探讨，从普遍主义的原理出发对现实制度及实践进行批判，探求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途径。其着眼点在于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在对法律、司法制度、法律程序进行具体设计时，试图建构一种符合现代理念的、合理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表现为一种精英化路线。另一种则是法社会学的方法或路径：从社会条件和功能的角度比较研究现代司法制度;从制度及实践的动态运作发展中、以实证的方法和发展的视角探寻其内在的理念;从社会需求和满足需求的现实可能性论证制度及其理念的合理性。在这种方法中，“现代性”的问题被淡化，倾向于从问题出发分析现行制度的利弊，探索可行的改革途径。这两种路径各有其价值所在，本文无意于对哲学理念的研究持否定态度，然而，鉴于司法理念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