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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摘 要：从培养人才和繁荣学术的角度来看，科举制优于察举制，开放的科举制优于程式化的科举制，学者之间的学术争鸣优于政府机构主导的学术评价，而自由学术研究最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选举制度和学术争鸣都需要清明的朝政加以保障，朝政腐败了，再好的教育制度也培养不出人才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该让学者们在学术争鸣中相互评价，制度化的人才评价应该是宽松的、开放的;仅仅通过严密人才评价的制度来防止人才评价中的腐败收效甚微，只有改革整个制度体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治理好人才评价中的腐败，促进学术的繁荣。 　　关键词：选举制度;人才评价;学术评价;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6）01-0091-07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这种观点总体说来是不错的，但还需要细加分别，因为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历朝历代各不相同，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培养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从培养人才和繁荣学术的角度来看，总体说来，科举制优于察举制，开放的科举制又优于程式化的科举制，学者之间的学术争鸣优于政府机构主导的学术评价，而自由学术研究最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更有一层，选举制度、学术争鸣和自由学术研究都需要清明的朝政加以保障，朝政腐败了，再好的教育制度也培养不出人才来。 　　图1是根据南京大学历史系编撰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 [1 ]所志人物绘制的折线图。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教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人才总体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各朝各代的教育和选举制度的不同，再加上改朝换代等其他一些原因，人才的增长有起有落。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唐前中期、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晚期，出现了七个人才增长的高峰。而整个汉代和南北朝人才的增长表现平平，从晚唐开始人才增长呈下降趋势，直到南宋初才出现一个小高峰，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高峰都是陡峭的，高峰之后人才的增长急速下降。如果程式化的科举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就需要说明南宋小高峰和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险峰是如何形成的。 　　图2是根据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 [2 ]所载中国古代哲学大事绘制的折线图。图2显示，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11和12世纪的宋代以及明中叶以后，耸起四个学术繁荣的高峰。学术繁荣的低谷则分别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公元10世纪的五代和宋初以及公元14世纪的元末明初。汉唐和元明在大部分时间里，处在学术思想创新的低潮期。如此看来，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似乎并没有促进学术的繁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宋代的新儒学以及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都是在批判科举的过程中兴起和发展壮大的。中国学术思想的轴心时代在秦汉以前，那时既没有察举也没有科举。西周时期是学术官守，君子们在封建体制的护翼下从事类似于古希腊的“自由学术”研究，创作了中华民族的元典。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术下移，百家争鸣，如《庄子?天下篇》所言，“古之道术”开枝散叶，迎来了空前的大繁荣。 　　一、科举制比察举制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繁荣 　　汉以前，中国没有严密的选举制度。董仲舒贤良对策后，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察举制。察举制到东汉末年出现很大的问题，到魏晋时期被改造成为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从建立起就一直遭人诟病，但一直沿用到隋朝才被科举制取代。科举制在唐代是开放式的，宋以后逐渐严密化和程式化，沿用了一千多年。相比之下，科举制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的繁荣。 　　严格地说，选举制度是一套选任官员的政治制度，然而中国古代的选举制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制度，不如说是一种教育制度，因为汉以后的选举制虽然多种多样，有恩荫之类的封建时代的遗风和纳资之类的权宜之计，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察举和科举，察举和科举是对读书人的个人品德、学术水平、办事能力的考察。“这样一来，选士制度就成为古代教育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亦即具有‘指挥棒’的功能。” [3 ] 　　察举制是由郡国官员按科目考察当地士人，将他们荐举到朝廷任官。汉代的察举科目繁多而以孝廉科为重。“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可见孝廉科考察的主要是士人的品德。举才重德是为了保障所举官员能廉洁奉公，堪为民望，但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导致所举人才德高才薄，二是导致士人的虚伪浮薄。 　　所举德高才薄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无非是官员无办事的才干，不能为老百姓谋取更多的利益。汉初儒、法两家对德与才哪个更重要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展开了正面的交锋。法家指责儒家“多言而不用”，对解决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