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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兆阳及其《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结合当时文艺界对秦兆阳的批判和现代社会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态势，既反对将政治与艺术相隔离，也反对单纯“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文学应当干预生活，反对粉饰生活，提倡写矛盾冲突。 　　 关键词：秦兆阳 现实主义 批判 　　 秦兆阳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编辑。建国后，秦兆阳同志先后担任《人民文学》小说组长、《文艺报》执行编委、《人民文学》副主编。1957年他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文，以及他力主推出的脱离公式化概念，20年后被誉为“重放的鲜花”的一批作品而受到批判，蒙受不白之冤。从1958年起，到1978年，下放广西长达20年。1979年秦兆阳回到北京后，于1980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主编，1987年离休后继续担任《当代》主编至今。他还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 　　 一.《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文产生始末 　　 1.《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创作背景 　　 1955年，秦兆阳被调为《人民文学》副主编，根据上面的精神，针对《人民文学》当时面临的困境，拟定了一个《lt;人民文学gt;改进方案》。主要内容是：极力扩大读者范围，及时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主张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不能光强调一面）;既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的作品，也发表大胆反映矛盾冲突和揭示问题的作品。“不提倡那种不痛不痒的、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政治热情的创作;”提倡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开辟评论、短论、创作谈等栏目;每一期都要写《编者的话》，表明自己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与作者、读者谈心。总之改变那种冷静地、客观地摆作品的编辑方法，形成有主观、有声音、有感情、有热情的编辑方法。总之，刊物要有鲜明的面貌。[2]随后，《人民文学》自1956年3月号开始，刊登了《风雨之夜》等反映社会主义高潮的文章。1956年5月号就刊登了一些工人群众的诗歌。6月号上又刊登了几篇有关儿童的作品。为了加强刊物的战斗性、群众性，必须紧贴生活，关心现实，适应群众的思想要求。这种做法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政治任务。 　　 1956年5月下，中宣部长陆定一对首都文艺界作了一个长篇报告，题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精神是在学术问题上提倡民主的争鸣的空气，在创作问题上提倡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布以后，周扬同志主持一个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这一方针。会上决定，凡言之成理的文章皆可以发表，可以讨论。[3]当时由于茅盾、冯雪峰等老同志急于要“放”，而《人民日报》改版后，刘白羽也力催刊物“放”，在这种情况下，秦兆阳开始构思《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论文。 　　 2.提倡现实主义，强调干预生活 　　 1953年苏联新上任的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党代会的总结报告中对文艺工作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典型不是某种统计的平均数，这就是说典型可以有特殊性;第二个问题是应该有新的果戈理和谢德林。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文学艺术也可以有讽刺性的作品。[4]在这种言论的影响下，秦兆阳撰写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论文，反对粉饰生活，提倡干预生活，提倡写矛盾冲突。 　　 秦兆阳认为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人们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活动中，是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而它的反映现实，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5]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秦兆阳认为，这种“结合”必然会导致真实性的丧失。因为社会主义现实要求艺术家真实地描写现实，但是“同时”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那就是说，好像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能够与这个任务结合，也能够不结合。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的真实性和任何的历史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标服务的。[6] 　　 3.对秦兆阳的批判 　　 当初有一篇批判秦兆阳同志的文章这样认为：“用主观主义的诡辩来模糊事物的界限，正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在政治上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混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在文艺上，抹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旧现实主义的区别，模糊社会主义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的界限。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承认，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去巩固资产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