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税制设计和税制改革理论基础及现实依据的论辩-CUHK.docVIP

关于中国税制设计和税制改革理论基础及现实依据的论辩 杨 斌 〔摘要〕 本文系统分析评论西方最优税收理论对税制改革的局限性，阐述中国税制设计和改革应当遵循国情第一原则，按照中国实际情况选择切实可行的税制模式；评论关于入世与国内税收关系的种种错误认识，分析入世后对税收政策和制度选择的原则和方法。本文认为中国虽然面临着崭新的新世纪、新世界、新时代和新任务，但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人民就整体而言仍然按照其固有的生活规则生活在固有的文化氛围之中，按照西方理论和要求设计税制、实行西方模式的税制结构既不现实也不可行。中国的税制设计和税制改革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特有的运行规则，在税制设计时充分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性，按照这样的文化特性选择税制模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意味中国税制要全面国际接轨，国内税制没有国际接轨之必要之必然。 〔主题词〕中国税制 税制改革 最优税收 我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下，如何设计税制、进行新一轮税制改革，理论界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税制要遵循西方最优税收理论，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进行改革、实现税制的国际接轨，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等等。本文系统分析评论西方最优税收理论对税制改革的局限性，阐述中国税制设计和改革应当遵循国情第一原则，按照中国实际情况选择切实可行的税制模式；评论关于入世与国内税收关系的种种错误认识，分析入世后对税收政策和制度选择的原则和方法。 一 关于按照西方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和税制改革的论辩 （一）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最优税收理论的误读和误解 最优税收理论是公共经济学（或财政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米尔利斯因对这一理论以及不对称信息理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伴随西方经济学全面引进到我国，西方税收理论包括其中最优税收理论在我国也得到系统的介绍，除了翻译出版的著作（如纽伯里和斯特恩编《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理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斯蒂格利茨《政府经济学》、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公共经济学》、迈尔斯《公共经济学》等）外，我国不少学者对最优税收理论作了介绍，有的学者（郭庆旺，1995[1]、1999[2]；王雍君，1995[3]；刘宇飞，2000[4]）对西方最优税收理论基本内容作了概述；邓力平（1997[5]）结合米尔利斯获得诺贝尔奖，对这一理论的影响作了说明；一些学者（许建国，1999[6]；王鹏 吴慧，2001[7]；邓力平，2003[8]）阐述了这一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关系和研究进展；平新乔（2000[9]）主要讨论拉姆塞规则与该规则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推广与引伸。一些学者（刘建明 雷振，1999[10]；陈松青，2003[11]，；吴俊培 张青，2003[12]）试图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指导我国的税制改革；刘玉龙（2002[13]，2003[14]）则不仅较为系统翻译了西方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经典著作，收集整理了这一领域的最近进展，对西方最优税收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论，指出其缺陷所在，还通过比较研究，就建立以劳动价值学说为基础的最优税收理论作了尝试。 纵观文献，我国多数学者对西方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一，很少从原著把握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大多数学者根据词典、教科书进行转述，不免在转述过程使理论失真。 第二，仅仅从正面接受这一理论，没有能了解并反映西方学者对这一理论的批评性论述，更不能从理论的假定前提出发，弄清这一理论的特殊性、非普遍性，而是简单地将西方最优税收理论的结论作为普遍原理加以接受，急于从中得出“启示”，应用于我国的税制设计，不免误导。 第三，不少文献将最优税收理论翻译成优化税收理论或优化税制理论，并且不顾其固有的研究对象和严格的内容和体系，望文生义，人为地将其外延扩大，不仅将“Optimal”名下的最优所得税和最优商品税作为最优税收理论，而且将有关效率和公平原则的权衡与协调、征税成本的确定、关于防范和打击偷漏税和避税的研究成果作为所谓“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纳入其中。实际上这是将对经典最优税收理论的批评性成果也纳入该理论本身。从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要看到不少西方学者正是从管理、税收成本、偷漏税、寻租、信息短缺等角度阐明最优税收理论的局限性。有的学者还将与西方税制改革（特别是美国）有关的指导思想人为地加入到最优税收理论（有称之为优化税收理论的）中，给下近期西方税制改革是在最优税收理论指导之下的结论，从而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税制改革也要从中汲取养分。 西方最优税收理论就是在寻求权衡公平和效率的思路和方法，提供让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