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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曲折的启蒙画卷 　　摘要：本文尝试运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明末清初引人瞩目的女性价值观念进行考察。通过梳理这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因素如何复杂地此消彼长，考察多重审美领域中女性民俗及文艺创作的现象，揭示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女性观念的矛盾冲突；挖掘“德、色、才、艺”的表象下女性价值的实质归依；并据此思考在当今依旧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与独立价值实现的意义。 　　关键词：明末清初；女性文化；价值观 　　一、明末清初复杂的社会语境 　　晚明时代高压的封建集权已经显现出腐朽的颓势，与此相反的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造就了物质生活的富足，由此引发了王阳明、李贽、杨慎、何心隐等思想家以“心学”、“狂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对压抑人性的程朱理学的反叛，文人群体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新兴的市民阶层迅速崛起。就明清思想史的发展线索而言，晚明思想的裂变是明代学术演进的结果，革命性的王阳明心学勃兴成为中国后期哲学的高峰。王守仁之后，王畿、王艮对思想界的自由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泰州学派则通过结社讲学等活动，对传统社会形成猛烈攻击；而作为传统专制社会“异端之尤”而备受关注的李贽，则高举起晚明思想启蒙的大旗，继之而起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的哲学中都已蕴含了近代思想的因素，呈现出类似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新哲学与新思想，显示出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 　　传统文化尤其是宋明道学对人的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进行压制，将纲常伦理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使道德自律变为道德宗教，使人在追求理想人格时反而丧失了人的本性，最终走向道德的反面，陷入 “伦理异化”的悖论。明清之际，内生于中国传统内部的人文主义思潮，具有反抗“人的异化”，追求个性自由的启蒙性质，明确了“立人”在中国早期启蒙学说中的核心地位，对明清女性的性别觉醒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以明代文艺启蒙领域为例，女子胜过男子，是市民们喜闻乐见的流行趣味，如张凤翼《红拂记》、梁辰鱼《浣纱记》、《红线女》、徐渭《女状元》、《雌木兰》等剧本，都包含了对男尊女卑传统男权观念的反抗；而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文人，则将主情反理的时代潮流推向最高，开辟出一片提高女性人格尊严、倡导独立审美趣味的全新天地。 　　与此同时，明清启蒙思想蓬勃发展之际也遭遇了重重困难：王守仁“致良知说”与王学左派思想自提出之日起就遭到学术思想界的批判，其禅化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叛逆传统的力度；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而充分的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顽固，也使得17世纪以来试图冲决封建罗网的启蒙思想屡遭挫折、道路坎坷。明清人文思潮革新的最终难产，使得此期女性价值判断与审美文化在张扬个性解放的同时，亦呈现出多重矛盾嬗变，上演出了一出出迂回曲折的启蒙画卷。 　　二、多维视野下的明清女性审美创作 　　明末清初女性艺术创作异常繁荣，从诗词、戏曲到小说、散文都有所涉猎，才女结社的现象也较之前代突出。以“名媛”与“名妓”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兼善书画、音乐、歌舞、戏曲表演等领域，展现出多方面的艺术素养。首先，在女性文学创作领域，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中国古代女作家凡4000余人，明清两代就有3750人，占总数的90%以上。如果以中国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发展为坐标体系，将明代中晚期出现的启蒙思潮与女性文学的独特关联性纳入研究视域，会发现此期女性文学已开始出现从传统向现代的逐渐嬗变，其主体意识的确定加强，女性作家不愿桎梏在闺阁之内，而是欲凭才华与勇气走向社会。在此过程中，女性文学呈现出群体化倾向：无论是商祁、蕉园两大家族女诗人群、苏州“午梦堂”叶氏文化世家、山阴祁氏家族、袁枚随园女弟子群，还是黄媛介、顾若璞、商景兰、吴藻等杰出个体，明清之际的女性文学创作者，或拥有才子佳人式的美满婚姻（丈夫往往同为诗人、名士），或以学识应对人生的挫折磨难（夫妻分离、丧偶、无子、子女早夭、持家辛苦），都以笔下风景冲击着传统男权秩序，融通了传统闺秀 “林下之风”的不羁才情与“清心玉映”的端庄气质，在挥洒才气、情感个性与恪守道德、理性之间努力获取平衡，完成女性自我意识与自由精神的文化认同。其次，在女性艺术修养与日常审美领域，明清之际亦是一派繁荣景象。 　　三、明末清初矛盾的女性价值判断 　　明末清初节妇烈女与青楼名妓的数量都达到历史的巅峰，从主流社会到小众群体、从内在品格到外在容貌，女性审美风尚领域呈现出由贞洁牌坊、三寸金莲、艳情小说与春宫图画共同勾勒的畸形审美价值取向，凸显了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不同归依、伦理诉求与身体欲望的不同投射所造就的双重标准。同时，如上文所述，明清时期被称为“女性写作狂欢”的时代，其中出生书香仕宦之家的闺阁名媛所占比例极大，但她们在“妇德”与“女才”之间摇摆不定、欲罢不能。而被她们视为末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