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综述.doc

近二十年来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综述 　　摘要：近二十年来，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对于五帝信仰的源流及性质的探讨，闽台两岸五帝信仰交流的探寻，甚至是深入探析五帝信仰背后地方与政府的关系，都收效显著。但整体而言，研究的重视程度、理论水平以及区域神?o概况探究仍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优化。 　　关键词：五帝信仰；五通；瘟神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4-0005-03 　　明清的五帝信仰有别于中国早期的青帝、黄帝、白帝、黑帝、赤帝五尊神?o，而是特指福建、台湾等地的瘟神信仰，分姓张、钟、刘、史、赵的五灵公，故得名五帝信仰。对其研究，有利于我们理解地方信仰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尽管五帝信仰的研究比起关帝、妈祖信仰可能稍显逊色，但也着实取得了一定成果。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贞瑞便在《民国日报》上连载瘟神五灵公信仰的文章，开五帝研究之先河。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海内外的五帝信仰研究迎来了热潮，系统地分析五帝信仰的源流、发展历程以及性质特征，探讨闽台五帝信仰的交流与传承，甚至是深入探析五帝信仰背后地方与政府的关系，收效显著。 　　基于此，本文主要选取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欲求更为系统地呈现研究现状、研究方向以及不足，并进一步提出笔者的思考和建议，以便理解民间信仰对社会文化整合所发挥的作用。 　　一、关于五帝信仰的源流与性质 　　对于福建五帝信仰起源的探讨，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存在争议。 　　韩森 （Valerie Hansen）在《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中提到，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在福州出现了徽州婺源五显神的分庙，并推测是徽商出门经售产品时，希望带上自己的神?o同行的结果[1]。 　　王振忠的《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考察了福州五帝信仰的由来，并详细分析了五帝信仰内涵以及嬗变，他也认为福州的五帝信仰主要是受江南一带传入的五通、五显之类的民间信仰影响。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他指出元代福州已存在瘟神五帝信仰，而后文却又强调福州文献中最早提到“五帝”首推晚明谢肇?J所作《五杂俎》[2]，前后表述存在矛盾。 　　然而，哈佛学者宋怡明（Szonyi Michael）却对前两者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福建的“五帝”与江西婺源的“五显”不是同一种神，两地的五尊神姓名讲法不一致，来自婺源的五显神为萧姓。此外，他又从仪式、传说以及神像方面入手，分析福州的五帝信仰应类似于华南的其他神灵，是一种可以传染瘟疫，亦可以帮人免除瘟疫的地方信仰表现。 　　徐晓望进一步研究“五通”与“五显”的信仰体系，提出宋代“五通”与“五显”是财神，故“五显”“五通”不是五帝瘟神，且在福建民众看来，五通神是动物精灵，因而表明明清以后福建地区的五通神信仰已与五帝瘟神崇拜合流了[3]。徐氏将五帝信仰与福州早期文化连接，这样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五帝瘟神的性质，有行瘟者之说，亦有驱瘟者之说。大多数学者认为，五帝是由瘟鬼向瘟神转变。 　　潘文芳基于收集到的五帝民间剧本，分析了五帝的正统性以及“行瘟―驱瘟”的角色转换等问题[4]。 　　而黄艳梅（美）则从《南游记》《北游记》等笔记小说入手，论述五通神是邪恶的神?o，其正直善良、忠孝节义的形象往往只是对外的个性标签，对内而言，教众依然尊奉着一群善恶不定、喜怒无常的“邪神”[5]。此观点异于常论，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关于闽台五帝信仰的传承与交流 　　最早研究闽台瘟神信仰的学者当属台湾的刘枝万先生，他在《台湾之瘟神庙》一文中，系统收集福建、台湾两地的资料，记载建庙的地理分布，追寻五帝瘟神信仰由闽向台的渐入之迹，及在台湾岛上的传播历程。 　　叶翔较早关注五帝信仰，且多年跟踪海峡两岸有关五帝信仰研究课题，侧重于田野调查与文献发掘，《福州五帝信仰的传台》详尽罗列了台湾五帝庙分布，证实台湾的烧王爷船习俗以及八家将布阵都与五福大帝传台有关[6]。 　　徐心希所著《试论榕台两地的五帝信仰与两岸民间交流》则是延续叶氏的观点，用田野调查、文献记载与民间习俗论证榕台两地的五帝信仰[7]，但并无创新之处。 　　谢在华则将视角放大，研究包括五帝在内的闽台民间信仰，主要关注榕台信仰中的功利性、实用性、融合性及地域特殊性等共同特征，其中列举了清代以来台湾同胞通过各种途径跨越海峡的谒祖活动[8]，加强两岸民间信仰的交流和互动，对探寻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社会史视角下的五帝信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走向复兴之路，相继提出“眼光向下”“自下而上”等研究范式[9]，五帝信仰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范畴也得到很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