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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启示 　　摘 要：韩国与中国的近现代高等教育都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在大约15年的时间内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中国家，为跻身“亚洲四小龙”奠定了基础。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韩国采取了面向国家重大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战略，实现了重工业领域的飞速发展，这是立足本土的内生转换性变革。其中，面向21世纪的智慧韩国工程通过高校研究联盟的协同思路、官产学研媒合作的知行理念、大学国际化的大胆试验、高等教育公共部门与知识创新个体达成的公私合作项目，为韩国高等教育注入了外生转换性变革元素。内外驱动力的联动，源于韩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线社会实践者与大学知识创新者的公私供求均衡。 　　关键词：韩国高等教育；公私合作；产消者协同创新 　　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科学和技术工作组执行秘书、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执行主任詹姆斯?穆迪（James Moody）在《第六次浪潮：一个资源为王的世界》中提出，当前全球正处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可再生能源与技术的第六次创新浪潮[1]①。与这一创新浪潮相呼应的将是思想领域的重大转变以及教育与科研领域的体制与机制革新。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甄别产业结构[2]，也将会把教育作为具备潜力、通过习得可取得明显进步的行业着力发展。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1962年，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受贝尔纳（J. D. Bernal）的启发，运用统计调查方法，根据赫傍萨（Heibonsha）编纂的科学和技术编年表和韦伯斯特（Webster）的人名词典中1501-1950年的统计资料，对科学史上的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作了定量分析，将重大科学成果研发数量超过同时期世界各国25%的国家称为“世界科学中心”，指出其形成和转移与社会革命、科学家集团老化等因素有关，并认为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先后位于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和美国（1920年至今），科学兴隆期平均为60～80年，此即“汤浅现象”。[3] 　　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在先，科学活动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居中，经济中心的形成和转移殿后[4]。三个中心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而这一关系决定了全球竞争。 　　韩国与中国的近现代高等教育都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仅用了约15年的时间就发展为高等教育强国，为其崛起为“亚洲四小龙”奠定了基础[5]。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李培根院士认为，高等教育强国的评价指标包括：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5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能够吸引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学生[6]。同时，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相对概念，亦可解释为“通过发展高等教育使国家强大”[7]。韩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采取了“面向国家重大发展需求”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实现了重工业领域的飞速发展。在重工业发展达到顶峰之后，韩国则通过国内主动改革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方式，将内在和外在动力有机结合；将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这一公共物品的需求水平，与潜在私有行为体的供给能力，进行潜移默化、细致入微地整合；将全国范围内的宏观高等教育知识管理目标，在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框架下，分解给具有内在创新动力、以知识产权方式体现出来的创新个体；通过宏观高等教育公共政策的引导，将公共资金注入以前沿学科和创新知识产出为回报的大学公私合作项目（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s）。 　　与以往以行政指令下达或产业市场路径所不同的是，以公私合作方式开展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是一种兼顾公益需求和私利满足的制度演化模式，它既有助于规避行政强制的官僚懈怠，又可以激发私有行为体的创新能动性；既能够保证公共部门提供公益的宏观目标，又可以通过契约和分配机制防止过于私有化和功利主义。然而，相较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治理模式或“自下而上”的市场治理模式，公私合作关系的达成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沟通、号召和磨合，并且对于个体协调能力、公共领导能力、项目管理成熟度都有更高的要求。韩国在高等教育公私合作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一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一、公私合作视角下的高等教育改革 　　1994年，以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为代表的28名专家组成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在《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与私有行为体处理共同面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