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新探-TsinghuaUniversity.doc

清华简《耆夜》考论 刘光胜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上海 200234） 摘要：“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关键词：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周公；成书年代 清华简《耆夜》14支简，25至29字，记载了周人征伐耆国胜利后，回到镐京文太室举行“饮至”礼，其主要内容已经公布。许多学者已着手《耆夜》的研究，但他们“戡黎的西伯是武王，而不是文王”、“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的观点，虽然非常新奇，但与传世文献存在明显分歧，因此其可信性尚需仔细梳理。 我国上古的礼仪制度主要见于《周礼》、《仪礼》、《礼记》（简称《三礼》），清华简《耆夜》所存饮至礼竟为《三礼》所未收，可补上古礼仪之失，弥足珍贵。欲研究清华简《耆夜》价值，必须先确定其年代，清华简《耆夜》为经史之书，成书存有西周、春秋、战国三种可能性，传世文献缺少可以直接对应的参照，且先秦时期尚未形成固定的避讳制度，因此断代问题是清华简《耆夜》研究中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希望我们对《耆夜》成书年代的研究，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不断把清华简《耆夜》成书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一、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戡黎”尚未成定论 《尚书·西伯戡黎》说：“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在兴周灭纣的战争进程中，“戡黎”的西伯是文王还是武王，千百年来一直是学界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史记·周本纪》说：“（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司马迁认为“戡黎”的西伯是文王，周武王即位在戡黎之后。汉代的学者，如孔安国、郑玄、王肃等，皆力主此说。 自宋代始，学者始提出异议，吕祖谦说：“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纣在上为恶日増，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辅纣为恶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元代吴澄《书纂言》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吴澄以《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据，说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邦畿的大逆不道之举。其他学者如胡宏、薛季宣等，认为文王去世后，武王嗣任西伯，为维护文王的圣王形象，坚持戡黎的西伯是武王，否认文王戡黎。 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王鹏程等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他们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依据，提出“二次戡黎说”，认为文王与武王所勘之黎不同，文王征伐的是耆国，在今山西上党一带，清华简所载武王所戡为“黎”国，为纣都朝歌附近的“黎阳”，位于今河南浚县一带，“耆”、“黎”同属脂部字，汉代以后注疏常将二者混淆，将潞州“耆”国和卫州“黎”国混为一谈，这是造成后世误读“西伯戡黎”的根源。 《史记·周本纪》说：“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上博简《容成氏》说：“于是乎九邦叛之，丰、镐、郍、 、于、鹿、耆、崇、密须氏。……文王于是乎素端褰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上博简《容成氏》“文王平九邦”中明确肯定有耆国，与《史记·周本纪》相互印证，文王戡黎的说法是不能轻易否认的，但清华简《耆夜》却说“武王，极大地弥合了清华简《耆夜》与《史记·周本纪》、上博简《容成氏》之间的紧张矛盾，比简单依据清华简《耆夜》，否定《史记·周本纪》“文王戡黎”的做法更为可取。 “二次戡黎说”表面上看能自圆其说，其实却隐藏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二次戡黎说”的主要依据是今本《竹书纪年》，我们将相关语句引述如下： （帝辛）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邗，遂伐崇，崇人降。 （帝辛）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帝辛）四十二年， (原注：周武王元年。)西伯发受丹书于吕尚。有女子化为丈夫。 （帝辛）四十三年春，大阅。 峣山崩。 （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 《大戴礼记》：“武王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即使按照武王即位未尝改元的说法，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八年戡黎应在文王死后第一年，即帝辛四十二年，与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四年”武王戡黎仍相差两年。“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没有注意到清华简《耆夜》与今本《竹书纪年》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 清华简《耆夜》说“武王八年， 《蟋蟀》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