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ATT的解体进入70年代后，美国电信产业遇到了许多新问题.docVIP

第六章 ATT的解体进入70年代后，美国电信产业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产业矛盾日益尖锐。在全部电信市场均处于垄断的情况下，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分摊成本上。成本分摊比例一旦决定，各州管制当局和联邦管制当局根据各自的管辖权力对收益率进行控制，实施对价格的管理。当一部分电信市场出现竞争后，ATT为了把竞争者赶出市场，在电信资费结构上大做文章，引起了很大的争议。ATT的做法是，将竞争市场上的业务价格定得很低，而将垄断市场上的业务价格定得很高，用垄断业务的收入补贴竞争业务。ATT的这种区别定价的做法，有背于通信法中的非岐视性原则，受到了普遍反对，并导致了1974年美国司法部对ATT的反托拉斯起诉。这场诉讼案最终以ATT的解体而告结束。 ATT的解体，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美国电信产业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各种管制政策积累的结果，是不同的政治力量平衡的结果。这一影响美国电信产业结构发生巨变的事件，既有其必然性，又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 本章分四节，第一节讨论ATT解体前有关垄断问题的争论。第二节讨论司法部对ATT的反托拉斯起诉。第三节则介绍反托拉斯协议的主要内容，第四节介绍BELL系统的重组。 第一节 诉讼前的角逐从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在长话和用户终端设备领域里引入了部分或全面的竞争，这一政策引起了全国的争论。ATT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给竞争者进入市场设置障碍。这些障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互联和资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不得不加深对电信的管制程度。其结果是，竞争双方对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管制都不满意。ATT认为，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决定过多地偏袒竞争者，使ATT管理的全国统一的网络面临支解的危险。竞争者认为，联邦通信委员会对ATT的反竞争行为限制不力，使得他们不能公平地参与竞争。这个时期，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做法是，根据不同的案例进行听证，再在此基础是做出决策，这样的办法效率非常低，其决定只适用于类似情况，不具有广泛性。因此，对立的双方都在寻找新的途径，以便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确立电信产业的基本政策。ATT的主攻对象是国会，希望通过立法，将电信政策重新拉回到管制垄断的框架下。以MCI为代表的竞争者则主要是通过说服联邦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借助于反托拉斯法，从司法角度解决ATT的垄断问题。 1973年，在全国公用事业管制委员协会(NARUC)年会上，ATT董事会主席John deButts发表了一个反响极为强烈的讲话。其主要内容是批评联邦管制机构受教条主义的支配，一味强调竞争，而不考虑电信通信服务的特点，给这个国家花了一百年才建立起来的通信网络和服务造成了不利影响。所有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在这一领域里究竟应该在什么层次上竞争。电信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应用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如提供端到端的服务、系统运营、公共传输，为竞争而竞争的教条正在使这个产业陷入危险并且有一天会使之毁灭.........[1]讲话中，deButts建议各州的管制者应该联合起来，重新考虑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实施的电信政策，而且各州的管制者是做好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1976年，ATT在各州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和各独立电话公司的支持下，正式起草了一部通信消费者改革法(CCRA)或者叫BELL 法案，并征得了175名众议员和16名参议员的签名。该法案主要内容是重申1934年通信法的基本精神。该法案认为，专线市场的竞争，造成了重复建设，不符合公共利益。专线建设应该限制在公共传输线路没有覆盖的地区，并且一旦公共传输覆盖到这一地区，专线就应该立即转交给公共电信公司。该法案还认为，用户设备的管理权属于各州的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全国实行的设备登记制度无效，应改由各州对联网设备进行登记并管理设备联网许可证。[2] ATT为此法案进行了大量的院外游说，但是，众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Lionel Van Deerlin 并没有立即在商业委员会内讨论此法案，他针对本法案举行了大量的听证活动，并于1978年提出了他自己的法案。Deerlin的法案认为，竞争应该是可以期望的，管制只应该局限在市场力量失效的地方。Deerlin法案实际上将ATT把电信产业重新拉回管制垄断的企图彻底粉碎。从1978年到1980年，参众两院都提出过一些与Deerlin的思想一致电信法修正案，由于电信产业的复杂性，这些法案未能获得及时的通过。[3] 与此同时，MCI一直在寻求对ATT进行反托拉斯起诉。MCI多次与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官员接触，反映ATT的种种反竞争的行为。特别是在外部交换(FX)互联问题上，ATT给MCI设置了种种障碍，MCI于1974年3月向法院递交了自已的反托拉斯讼诉。 这个时期，在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内部，普遍存在着对ATT反竞争行为的不满情绪。当时，MCI只有20余名正式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