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专用课件.pptVIP

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 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于光远等先生是这样定义“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学科。恩格斯的未完成的著作《自然辩证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领域，成为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分支学科的奠基性著作。” 1920年至1949年 左派人士和革命青年学习、翻译、研讨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间断性的小范围活动。由于条件限制，不可能产生像样的学术研究成果。 1949年至1976年 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有深厚功力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 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几个突出特点 自然辩证法的定义本来就容易导致它视野狭窄、进路单一，加之当时极左的政治背景、僵化的文化氛围和恶劣的学术环境，自然辩证法在改革开放前将近三十年间，其学术成就微乎其微。 其一是，以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讨论、理解、解释和撰写学习心得、体会、感想为主要活动内容，并以自然辩证法指导科学家和科学为其宗旨。这种活动是在顶礼膜拜的心态和“句句是真理”的信仰前提下进行的，当然容不得半点怀疑和批评，甚至连解释也是“一元化”或“一言堂”的，否则就可能被打成“异端”。自然辩证法作为意识形态控制和教化手段的色彩是十分浓厚的。 其二是，在公开发表的自然辩证法文章中，对“唯心主义”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家的“革命大批判”文章占据显著比例，这从1956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以及其他报刊中不难窥见一斑。例如，何祚庥对梁思成建筑学和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批判、陈元晖对马赫的批判、林万和对彭加勒的批判等等，都曾名噪一时。这些所谓的批判不分青红皂白，对批判对象一棍子打死。此类批判在文革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竟莫须有地斥责爱因斯坦是“自然科学领域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对论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是“引导（自然科学）危机不断加深的一面黑旗”。此时的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沦为政治的附庸和斗争的工具。 其三是，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大都是从马列的原则或语录出发，或以其作为立论根据，而很少钻研前人、时人的文献资料或调查现实情况，并由此得出恰当的结论。自然辩证法文章或教科书的典型行文套路是，马列普遍原理加若干耳熟能详的现成例子。 其四是，自然辩证法共同体是一个“自娱自乐”的封闭群体，除了与苏联同行一度气味相投外，与国际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学术交流，信息十分闭塞。 1978年— 打破了多年的“闭关自守”局面 西方著名科学技术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代表作被陆续翻译、出版，特别是《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的问世影响深远； 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相当频繁；研究和评论西方学术思想的论文不时见诸报刊。 新一代中青年学者与研究生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经过刻苦钻研，也陆续奉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五个方面的学术研究进展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 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 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研究； 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探索，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和视角。 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在八十年代就基本完成研究范式的转换 形式上：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1990年10月正式发文，把“自然辩证法”学科名称改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 1997年径直称为“科学技术哲学” 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在八十年代就基本完成研究范式的转换 内容上： 从正统意识形态转向专业学术学科； 从政治批判工具转向真正学问研究； 从经典原则出发转向实证理性立论； 从封闭一元独尊转向开放多元平权。 经过转换的科学技术哲学及其相关学科和研究领域，成为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学术研究，而不再是“释经”的活动和“革命大批判”的工具。 范式转换后自然辩证法已经“羽化”为科学技术哲学及其相关交叉学科，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者回归到各个学科和学术领域中，自然辩证法事实上已经“空心化”。 形成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和多维度透视的综合性领域，在学术创新性上位居中国学术界前列，并形成一个眼界开阔、思想活跃、进路独到、方法多元、根基稳固、实力雄厚、后劲十足的科学技术哲学共同体。 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哲学的范式转换，是对旧有的自然辩证法纲领和模式的背离和反叛，尽管至今沿用的依然是“自然辩证法”的名号或外壳——它的学会组织叫“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它的学术刊物名称是《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