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反贪制度及其对当今的借鉴作用.docVIP

明清反贪制度及其对当今的借鉴作用 [内容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权利约束机制重德治、轻制度的特征比较明显，强调把领导干部的品行和廉洁自律作为权力制约的主要力量，而没有真正地把制度建设作为权力约束的基础性工作予以重视，以致曾经用不断开展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等非制度性方式来解决官僚主义及贪污腐败问题。虽然近年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惩治不力。有些消极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我们迫切需要铲除腐败之癌的机构和利剑。 [关键词]明清 反贪 借鉴 我们的手指在著名贪官实录上沉重地移动着，从1980年落马的前商业部部长王磊始，到倪献策（前江西省副省长）、梁湘（前海南省省长）、王宝森（前北京市副市长）、陈希同（前北京市市委书记）、胡长清（江西省原副省长），成克杰（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纪周（前公安部副部长），李嘉延（前云南省省长）、王雪冰（前中国银行行长）、刘方仁（前贵州省省委书记），他们因贪欲膨胀而丧失党性、国格和人格，沉缅酒色者有之，收受贿赂者有之，巧取豪夺者有之、卖官鬻爵者有之，草菅人命者有之，渎职作假者有之，想过把瘾就死者有之，有些甚至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发展成为用权换钱，用钱买权的掌权术，一切向钱看成了他们奋斗的目标，勤捞致富成了他们革命的准则。然究其根源，立法体制的缺陷也是助推官吏们贪赃枉法的一大利器。反观明清时期，虽也履有贪官横行，但较之当今反贪格局其反贪制度还是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 一、明朝反贪制度的特点 为强化官僚机器的自身制衡关系，明朝形成了以监察军、政、法等方面为主，普及国家其他事务，有明确的分工和权责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单线垂直的和层层监督的监察体系。设都察院，负责纠劾百官,整肃纲纪，“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主要长官，并按地方行政地区划分为十三道，设立科给事中，按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凡制敕宣行，大室覆奏，小室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六部的一应具体工作，均应受六科的审查检核，形成制度化，这样既达到对中央主要行政部门监督控制的效果，又调节国家机器的运转，并使工作更加严谨和制度化，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六科给事中可奉敕审理或兼理一定事物，充任使臣，参加重大刑狱案件的审问。也有单独上奏言事，督纠劾百官的权力。六科给事中官品较低（正六品），但可以弹劾上至大学士、大将军、甚至亲王、邵主、下至州县官，这是古代国家以内驭外、以轻制重，以贱察贵的策略在监察体系中的妙用。明代的六科是独立的机构，被称为“风宪之司”，给事中身兼“言官”和“谏官”之职，可以风闻奏事，而不一定负核实的责任，所以当时的六部官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明代的巡按都察院派遣出巡地方的监察御史，其“代天子巡守，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论级别，巡按御史不过正七品，与知县级别相同。但是“任纪纲之职,受耳目之寄，纠劾百僚,肃清庶政。巡按一方,则御史朝廷所差，序与三司之上。”礼仪既隆，其位也尊，其权更大。按巡按出巡事宜规定，巡按有倚重监司、分道巡历，委任府佐，审取官评，督责县令，整治纪纲，详慎审录，亲审词状，拿问官员，严禁访察，躬行节俭，爱民实政，申明职掌等十余种权力，几乎涉及所有地方事务。尤其是纠劾督责，拿问审评之权，不但直接关系到地方官的施政，而且直接关系到地方官的命运。为能使中央直控的监察体系与地方各级政府层层控制的监察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明太祖朱元璋也讲：“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在中央直控监察体系深入到各个部门的情况下，又确定各级政府自下而上的，以长官负责的监察制度，以保证下情能及时上达并尽快处理，上下结合，构成讯息、收集和监察网络。以一省而论，有布政使、按察使、分守道、分巡道、职在监督府县各官，通称监司，并总成于督抚；总督和巡抚主持本省各官的大计考课。府县的长官也有责任督察所属，同时直接对督抚负责。但总督与巡抚之间也有责任互相监察。自督抚到府、州、县长官，对其下属发生违法违纪问题，均应负一定责任，视情节轻重和关联疏密，应受到一定的处分，乃至革职论罪。这种上下级之间相互承担责任的规定，旨在加强各级职官之间的相互稽查监督，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是立足于防弊之上的。 二、清朝反贪制度的特点 乾隆朝是260余年清朝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它是康乾盛世发展的巅峰，当时经济发展，城镇繁荣，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处于领先，又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财政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与吏治腐败，朝廷对贪官污吏积极惩处，使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