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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义词都是由单义词发展而来的，因此就有了原始义和派生义之分。词最初产生时所具有的意义就称为原始义，在已有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意义，就称为派生义。有时新的派生义也可能是从旧的派生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从词的义项派生的关系来看，充当新义产生的基础者称为基本义，产生出的新义则称为非基本义。从词义在社会上使用的情况来看，社会上普遍使用的最常用最主要的意义就称为常用义，其他的则称为非常用义。 三、方法技巧 多义词的几种意义及其关系 多义词的各种意义，随着语言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往往表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当词刚出现时，它的原始义也就是它的常用义，当然也是基本义。随着语言的发展，原始义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原始义一直被沿用下来，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它都是社会上所普遍使用的常用义，同时也能充当基本义。如“人”、“山”、“水”、“树”、“手”等等都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是在发展过程中，原始义不再是社会上的常用义，甚至也不能再作为词义被独立运用了，它的派生义却成了常用义，并逐渐成了能够派生他义的基本义。 如汉语中的“兵”，原始义是“兵器”，现在的常用义却是“战士”；“强”的原始义是“弓有力”的意思，现在的常用义却是“强大、强盛”的意思。很明显，在现代汉语中，“兵”和“强”的原始义和常用义已不一致了。这些词的常用义发生改变后，它们的原始义除还保留在一些习用的语言结构中外，绝大多数的原始义都会失去独立充当词义的资格，只能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作为词素义被运用罢了。由此可见，词的原始义和常用义、基本义并不完全一致，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发生改变和转化。 词的常用义和基本义关系比较密切。在一般情况下，多义词的常用义往往就是它的基本义，它是产生一切新义的基础，多义词的其他义项，都是在这一意义的基础上直接或间接产生出来的。如前面所举的“老”，它的几个派生义都是从基本义直接派生出来的。又如“打”一词，它的常用义和基本义是“打击”的意思，如“打鼓、打人”等。因为制造某些器具时有打击的动作，于是就从基本义“打击”中派生出了“制造”的意义，如“打一把刀”、“打一个橱子”。因为“编织”的活动也是一种制造活动，于是从“制造”义中又派生出了“编织”的意义，如“打毛衣”、“打帘子”。 从这几个意义来看，“制造”义是从“打击”义直接派生出来的，而“编织”义是从“制造”义直接派生出来的，所以“编织”义对“打击”义来说，就是间接派生的关系。没有“打击”义，就没有“制造”义，也就不可能派生出“编织”义，所以“打击”义是基本的，是其他新义直接或间接派生的基础。在间接派生意义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是非基本义，如“制造”义，虽有着基本义的性质，但不能叫作基本义。因为多义词在某一发展阶段上，只能有一个基本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分析多义词各义项产生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相互联系的情况。如对“制造”义这种情况来说，可以称为“具有基本义性质的非基本义”。 如果一个多义词中这样情况的意义不止一个的话，可以按照义项产生的先后情况，称为“第一个具有基本义性质的非基本义”、“第二个具有基本义性质的非基本义”等等。如果能够对每一个多义词义项的产生情况都作如此说明的话，那么对词义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等问题，也就一目了然了。 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一文中说：“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语言也是这样。”“语言的变化涉及语音、语法、语汇三方面。语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为紧密，因而变化也最快、最显著。”事实也正是如此。近年来，在报刊等媒体上，我们就时常碰到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语。说它熟悉，是因为这些词语并非新创，都是一些老面孔；说它陌生，是因为含义已经不同以往，乍一见到，还真让人颇费思量。将这些词语新生意义同原有意义的关系作些考察和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凸现出的一条词义延展的轨迹。 四、相关知识 老树发新枝——词义扩展现象例谈 例如，“平台”一词原指在生产和施工过程中为操作方便而设置的工作台，如“施工平台”“观景平台”，这种用法现今仍然存在。但如今在媒体上频频亮相的“平台”多半另有所指。如“系统平台”“信息交换平台”中的“平台”指的是计算机中由基本的软件和硬件构成的应用程序可以在上面驻留和运行的系统。“物流运输平台”“交流平台”“服务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平台”则比喻为进行某种活动提供支持和保证的领域、环境或空间。从有形的、具体的“平台”通过比喻、引申延伸出了虚拟、抽象的“平台”，范围大大扩展，面貌不同而精神内核相通，这正是许多现代汉语词语产生新义的一条基本途径。 又如“打造”，原用于表示首饰、器皿、武器等金属物件的制作，但今天流行的“打造”大多数已经与金属制造业不相干，在使用范围上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例如“印度自行打造航母”、“打造全新立体住宅”中的“打造”，意思分别相当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