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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农贷制度 张 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摘 要：本文试图在中国现存的农贷制度和农贷制度的长期历史演进之间建立起某种可信的逻辑联系。由于中国农户的特质决定其信贷需求具有特殊性，因此本文的分析便由解剖农户入手。首先，大致梳理了经典文献中有关农户行为的三个基本命题，特别强调了其中的黄宗智“小农等式”以及农户信贷的维生性质；其次，刻画农户与国家的关系，指出历史上国家农贷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小农的温饱状态，从而节约其管理社会的成本；第三，讨论农户的筹资次序，揭示中国农贷特有的“两极三元结构”。在本文最后，通过透视农贷制度的发展现状，提出改革中国农贷制度的要害与思路。 关键词：农户的信贷需求 国家 筹资次序 农贷制度改革 引言：方法与视角 在中国，农贷制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最近几年探讨这个问题的人非常多，国内外一些学术期刊不时发表专门的学术论文与案例研究成果，农业部等政府机构每年都发表包括农贷问题的调研报告。说实在话，这些文献对我思考农贷问题的启发很大，但是有一个疑惑，就是大多数关于农贷问题的研究只是涉及短期，最长不超过50年。大家知道，中国的历史发展是绵延不断的，可以说，现在的农贷制度实际上是几千年来制度演进的一个结晶。与此同时，反过来看，解读中国的农贷制度实际上也是理解中国整体历史演进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只要把中国的农贷制度弄清楚了，对中国总体历史发展逻辑的理解就寻找到了一个好的切入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才打算为理解和梳理中国的农贷制度选择一个长期的视角。实际上，这样一来，原来在短期分析框架内发现不了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说到底，本文就是试图在中国现存的农贷制度和农贷制度的长期历史演进之间建立起某种可信的逻辑联系。 选择长期视角还有一种考虑，那就是改革以来，学术界总是存在这么一个倾向，即不少人试图以结构主义或者重组主义的方法论来看待中国的改革过程。比如中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其标准组件在国外不都有吗，因此，国内就有人（当然还有外国人）主张把国外已有的这些市场经济标准件拿到中国来进行组装，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就成了吗？ 当然，这么一种组装的方式在一个小国，或者在没有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积淀的国家来说还有可能成功。但是，对于中国这么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积淀的国家来说，重组主义可能行不通。所以，看待中国的改革需要坚持一种演进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得首先把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和通过改革要建立的那种经济制度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机体。既然是有血有肉，我们就不能对其进行随意切割改装。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一旦拿到中国来就可能不再是好的东西。 有一个例子，几年前，山西的一个县想建立全国卫生先进县，就在全县推行抽水马桶，让老百姓享受现代文明的好处。但是马桶建立起来之后，大家才发现当地严重缺水。这样，抽水马桶这个好东西，在没有考虑是否有水这个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就变成了没用的东西。好事办成了坏事，此类事例在中国现有的改革过程中可谓不胜枚举。因此，对于中国的任何一项改革，不论大小，我们都得首先看看约束条件，认真思考好的东西是不是同时有用。一般情况下，要考虑约束条件，要在好东西中甄别是否有用，得站在一个适当的高度，把握一定的视角。否则，往往难免一叶障目，迷失方向。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长期视角的原因。 剖析农户：三个命题 在具体分析中国农贷制度时，我们特别注意基本分析单位的选择。此外，我还觉得，以往人们研究中国农贷制度，大多只关注信贷的提供，而对信贷的需求层面有所忽视。或者说，大家关注的是由谁来提供信贷更好，而没有过多留意农户提出了什么样的信贷需求。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一方面把农户选作研究中国农贷制度的一个最基本单位，另一方面选择由信贷需求入手的研究途径。 显然，我们的分析由解剖农户入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首先有必要回顾诠释农户问题的经典文献，这里，主要提及分析农户行为的三个经典命题。第一个命题是Schultz-Popkin的“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这一命题对小农做了这样的刻画：农户即企业，农民即企业家；激励农户的利润动机与创新行为以及创造外部市场条件十分重要；如果这些外部市场条件能得到满足，则农户就完全可以和企业家一样行动。 其次是当下讨论得比较多的Chayanov-Polanyi-Scott “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Polanyi，eds,1957；Scott,1976），虽然冠名这一命题的三个人的观点互有出入，但对小农经济属于“生存经济”的判断则无异议。他们认为，小农的最优化行为取决于消费满足与劳动辛苦程度的均衡而不是利润与成本间的比较。既然如此，小农经济在制度安排方面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