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娘家人”.docVIP

不一样的“娘家人” 　　在案子结束后，熊智明专程来到云南省总工会，他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云南省总工会给了他们信心，有云南省总工会这个‘娘家人’的后盾，他们从来就没放弃胜诉的希望。” 　　在离开省总工会前，熊智明还提出了一个心愿：“通过这个案子，我感觉到‘娘家人’就是不一样，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如果省总工会有需要，我愿意义务为权利受到侵犯的农民工去服务，只有大家共同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这个社会才和谐。” 　　一个完美的结局 　　“事情已经圆满地解决了，真心感谢云南省总工会、感谢云南省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中心张庆雄律师。”电话里，平时侃侃而谈的熊智明语气中带着几丝激动，在近一年的打交道过程中，很少见到他这样激动过。 　　这是7月11日，熊智明从昆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拿到他和同事的裁决书时给记者打来的电话。 　　去年中秋节前夕，熊智明和一百多教职工同时被云南科技信息职业学院解聘，之后，熊智明和其他教职工便开始了上访、劳动仲裁之路，由于他善于言谈，在教职工的一致推举下，他成了这些教职工的代表。 　　他第一次和20多位教职工来到云南省总工会上访的时候，正值下班时间，当时他们的情绪非常激动，为了稳定他们的情绪，记者让他们选派两个代表来到工会。 　　第二天，按照约定时间，熊智明准时来到工会之后，记者弄清了事情的缘由，并告诉他们申请劳动仲裁是解决问题的最快途径，同时把申请劳动仲裁应该注意的事项告诉他们，之后，本刊也对他们的遭遇进行了实时报道，并经常关注案件的进展。 　　事情过去两个月之后，熊智明再次打来电话，劳动仲裁结果出来了，但只解决了11名教职工的赔偿问题。 　　他在电话里透露，虽然他们是云南科技信息职业学院的教职工，但工资都很低，平均下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元左右，基本上这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就还了上个月的欠债，手都还没焐热。他们刚刚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让他们每人缴纳2000元的代理费。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来说，要拿出这笔费用确实不容易。 　　在这些被解聘的教职工中，目前能联系到的51个人，普遍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就为了一份承诺 　　面对他们的难处，我首先想到原来采访过云南省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中心的张庆雄律师，作为一名律师，他确实配得上“正义”两个字。 　　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个公司当法律顾问，在这期间，公司发生一起工伤事故，他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希望公司老总能承担起责任，把这起公司事故处理好，虽然这起事故最终按照他的意愿处理结束了，但他在这家公司的法律顾问身份也随之结束。 　　他离开这家公司前，公司的老总对他说：“我请你来是帮助我处理问题的，不是请你来挑问题的。” 　　在他以后的代理案件的过程中，为农民工买车票、请农民工吃饭是经常碰到的事情。 　　当熊智明和其他教师面临没有律师代理费难题的时候，他的这些事迹出现在我脑海中。 　　尽管这样，拨通他的电话之前，我心里依然没底，毕竟涉及到几十人的代理，光整理申诉材料就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电话接通之后，我简短地和他叙述了熊智明等51位教职工的遭遇，他在电话里说，你让他们过来，我在办公室等他们。 　　熊智明和其他教职工随即到了云南省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找张庆雄，两个小时之后，熊智明给我打来电话说：“太好了，张律师免费代理我们的案子，委托书已经签了。” 　　和熊智明的通话刚结束，张庆雄也给我打来电话，意思是说因为案子涉及的人员太多，让我催一下当事人，尽快把材料准备好。 　　案件结束后，张庆雄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这起案子基本上不存在技术上的难题，用工事实已经确定，但案子涉及人数众多，在这次申请仲裁的过程中就涉及到51位教职工，在整理资料的时候确实花费了不少精力。 　　当时，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和张丽月等四位律师组成维权团队，白天除了开庭外，还要见委托代理人，所有的材料都靠晚上加班来完成，有时候整理材料到凌晨一两点，虽然已经处于很疲惫的状态了，但想到能尽快为这51位教职工讨回公道，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当把这51位教职工的材料整理完毕提交到昆明市劳动人事仲裁院的时候，他给自己放了一整天假，关掉手机大睡了一天。 　　在谈到当时为什么毫不犹豫就接下了这个案子，他笑了笑说：“就是为了一份自己的承诺。”一年前，他曾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承诺：只要是云南省范围内的农民工维权案例，他一定会尽力帮他们维权。从这个案件来看，他确实做到了。 　　当然，在劳动仲裁的过程中，唯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关于这些教职工是自动离职还是遭遇解聘争议，尽管云南科技信息职业学院在辩论时均称这些教职工是自动离职，但在各种证据表明下，昆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最终支持了教职工的经济补偿诉求。 　　学院还差我们一个道歉 　　何超是来自东川区的一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