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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过热的背后 　　标签大学城 　　高教资源项目建设 　　始于2000年的中国大学城热，几乎在全国各省遍地开花。在经历14年的发展之后，正走到十字街头。 　　一个学校分三四个地方，校区和教工居住地分离，教师疲于奔波，学生孤零零住在荒郊野外……兰州大学面临的困惑，亦是中国大学城被普遍诟病的问题。 　　“目前大学城出现的问题，跟当时许多大学城上马仓促，规划滞后，缺乏科学的论证有关。”浙江大学规划系教授周复多说。 　　多位学者指出，在国外，大学城应该是由大学密集而发展为“城”。但在中国，大学城大多由政府主导被动发展，大学城都是先有“城”，然后再“请”大学往里面进驻。 　　“为了带动某一个地区的开发，搬个大学过去，这样的政府决策并不少见。”周复多说，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建个大学城吸引大学入驻，和建个工业园区吸引企业入驻没什么区别。 　　房地产生意 　　“对于领导来说，办大学城的吸引力并不逊于建工业园。”中国第一座大学城、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创办者刘志毅说，大学城是没有污染的经济，又能经营土地、增加税收，与此同时，还能提高地方科学文化品位，给政府政绩贴金，可谓一举多得。 　　大学城对地方各方面的拉动作用，从北京市海淀区的发展可见一斑。“海淀的八大学院，事实上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城。”刘志毅说。现在海淀已发展起了以科技、IT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群，众多世界500强级别的公司总部设在这里。目前，海淀区的GDP在北京排名第二，仅次于国际贸易核心区所在的朝阳区。 　　不过，大学城的规划和决策是由政府部门在负责。“领导从一开始考虑的利益就不是教育的发展，而是政绩、经济方面的因素。通过大学的建设，来带动周围经济的发展，很少尊重教育的规律。”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在如此运作之下，中国诸多大学城成了城市新城、新区的经济发动机、人气聚集器，甚至一个城市拥有几个大学城。 　　“很多大学城的配套设施也跟不上。”刘志毅说，“办大学城就是办一个社区，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都要跟上。”现实情况是，很多大学城铺开摊子后，许多配套的服务并未跟上。这直接导致交通、治安等问题，成了困扰各地大学城的难题。 　　“从大学城建设时起，建设者的用意，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熊丙奇说，除了追求政绩，就是“跑马圈地”，将来可以再通过变更土地用途，经营房地产。 　　“凡大学城，就一定有房地产项目。”刘志毅承认，这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他最近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也是因为被媒体报道称，中国最早的大学城“东方大学城”被各类房地产项目围堵。 　　按照规定，经营性用地本该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出让，但打着办教育的名义，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这无疑对投资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2004年6月，国家审计署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调查表明：大学城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 　　1999年开始的扩招正是大学城发展的动力，但“真正抓住了这个机遇的却是各地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国华如此批评说。 　　不过，刘志毅依然坚信，中国大学城的发展有其必要性，“它契合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这位原北京二十五中的老校长，对于中国偏低的高考入学率一直耿耿于怀。他回顾说，高校扩招前，中国百人中本科人数比例，在世界上一直都在很后面的位置。而发展至今，今年中国的本科毕业生就有727万人。 　　“现在几乎70%的学生都能上大学。这中间，大学城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刘志毅说。 　　“空壳”危机 　　大学城热造成的巨大浪费，正是广受诟病的问题。“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没有追责机制。”熊丙奇说。大学城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谁都不会对投资行为负责。 　　不科学的规划，成了沉重的办学负担。熊丙奇说，此前有专家测算，中国的高校依照其校园面积、行政人员配备，办学规模至少要维持在5000人以上才能正常运转，否则就会陷入财务危机。 　　“目前的大学城建设，最缺乏的是成本核算。”刘志毅指出，按照市场规律，投入产出也有成本计算，但我们现在甚至不能测算一名大学生到底花了多少钱。 　　此前他一直呼吁，大学城建设要通过市场规律来进行调节。“改变计划经济的办学模式，引入市场经济机制，通过成本核算，恰当的投资，用最少的钱，撬动最大的高等教育资源。” 　　当然，根本问题或许还在于大学的办学模式。刘志毅说，在国外的大学城，由于采取开放式办学，规模根本没有中国的那么大，也无需高校投入过多资源。“我们需要盖学生宿舍楼、盖游泳馆等等，而国外的学校办学，更多依靠社会上的资源。”刘志毅说，学生租住当地居民的房子，学校只要盖少量的教学楼即可。 　　更令人担心的是，“大干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