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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官员的60后时代 　　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的人类文明发展面临重大选择的关键时期，60后地方大员走上了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前台，担当着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重任。 　　随着“十八大”前后我国地方党委换届完成，人们发现60后地方大员逐步变成“政坛主力”，成为公众与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期，在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频发期，在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的人类文明发展面临重大选择的关键时期，60后地方大员走上了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前台，担当着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重任。 　　60后地方大员在中国政治版图中的位置 　　要判断60后地方大员在中国目前“政治版图”中的位置，最为显著的标准是其在政治“权力结构”中所占的人数比例。60后地方大员大批进入中国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凸显中国政坛正在进入60后地方大员时代。 　　首先，从中国社会最基本的治理单位县及治理机构“县委常委会”的组成来看，其成员几乎全是60后。古语云：“县治则国治”。就是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国家治理的好坏、稳定与否，“县治”是关键。因此，科举制以后的大多数朝代，“县官”到任前都要面见皇上，以“天子门生”自居，县官虽小，“七品”而已，但治理一方，责任重大。即使在今天，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金科玉律。目前中国大约有70%的人口生活在“县域社会”，县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石，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县级领导”都是“政治家”，他们的德行、能力、品质、胸怀、学识等，决定着一方民众的幸福安康和基层社会的稳定，而基层稳则国家稳。从这个意义上讲，60后主政县域社会，将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有人说，中国的重要“政治安排”，最重要的是选好3000个左右的“县委书记”，是有道理的。研究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县级的“治理结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在地市一级的党委“常委会”中，相关资料显示60后占到常委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就是说，对于地市一级社会稳定发展的政策制定水平，社会治理水平等，60后也承担着重大责任，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 　　最后，在省市区一级的省委“常委会”中，统计资料表明，60后也占到常委总数的近三分之一，成为省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着重大的领导责任。 　　以上叙述说明，60后地方大员正逐步走向国家社会治理前台，正在逐步走向国家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权力正在向60后地方大员转移。可以说，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巩固，都与60后地方大员“执政”的道德与能力素质紧密相关。 　　60后地方大员成长的社会环境及特点 　　60后走向权力结构的中心，首先是“自然规律”起作用的结果，因为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按照人的自然年龄段来说，60后正是个体人成熟的黄金年龄段，大约在40多岁到50多岁之间，正是个体职业发展的重要上升期。因此，从年龄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60后正在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从事公务员职业的这批人在政坛开始“挑大梁”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与40后、50后那一代人走向“成熟期”过程中成长的社会环境不同，60后则是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大氛围来看，如果说40后、50后那代人是在“斗争哲学”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其成熟履历完整地经历了从“共和国”建立之初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那么60后则是在“发展哲学”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从其走向成熟的青少年开始，就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对于文革少有记忆或感受不深，因此，相对来说他们的“意识形态”禁锢较少，而改革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较强，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前代人”在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上有重大差别的、并居于“执政中心”地位的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人”。他们的执政理念和方式肯定会有新的特点，会对未来30年中国走向“和谐哲学”的社会氛围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这就是说，60后成长的社会环境，正是在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种社会状态“相互叠加”的情形下，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与前一代人相比，他们大多接受了较好的正规教育。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他们相对具有较广的国际视野，在价值观上包容性较强，因此，在中国社会快速向“现代性”转型的关键阶段，60后逐步走向执政前沿，他们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形势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相对来说也有较大优势。 　　60后地方大员的政治作为 　　不言而喻，在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期，60后地方大员作为成长在全新环境下的“新一代人”，正逐步成为“政坛”主力，自然引起公众和社会舆论对这一群人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谈论的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