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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定价中的应对策略分析 　　引言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允许采取的四种碳减排方式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清洁发展机制(CDM)与发达国家进行相关项目合作，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目前，中国已经成为CDM一级市场的主要供应方。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所提供的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8月31日，中国已注册成功了3805个CDM项目，向买家签发了6. 27亿吨当量COZ的初级核证减排量(PCER)，注册CDM项目量和PCER签发量均排名第一。据联合国EB官网数据，2014年5月28日，世界银行《碳市场现状与趋势2014》报告，全球有39个国家和23个地区已经或者计划实施碳定价工具，包括排放权交易系统和碳税。全球的排放权交易系统价值约300亿美元，其中中国已在布局全球第二大碳市场，覆盖了11. 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银行集团及其他参与者鼓励各国、地区和企业加入并联合支持碳定价。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只是参与CDM项目的初级市场，并且缺乏核证减排量(CER)的定价权，因而处于CDM产业链的价格低端，难以在CDM项目中获得丰厚的收益。因此，分析国际碳交易定价的影响因素，争取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定价权，对于中国CDM项目企业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定价 　　在经济学中，碳交易定价的方法有总量管制及贸易体系、碳税、基准与排放额度、项目机制等。总量管制及贸易体系是一种取决于环境容量的碳定价机制，对碳排放总量进行绝对的控制，具体地说，就是先针对特定环境区域设定总的碳排放限额，然后再决定本环境区域内的碳排放单位的碳排放许可证数量。实行这一体系的主要有:美国东北部的州电力部门、欧盟、新西兰经济体。碳税定价的实质是将碳排放的外部经济成本转化为内部经济成本，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碳税的碳定价机制是基于价格控制而形成的。实行这一体系的主要有:加拿大BC(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挪威离岸工厂、澳大利亚。基准与排放额度是对总量通过项目形式进行相对的控制。若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低于预先设定的排放基准，就可以获取相应的碳信用。项目机制开展碳减排项目，如项目的减排效果强于基准排放量，则发放核准的碳信用。碳信用可在总量管制体系中作为履约工具使用。 　　目前中国碳交易活动主要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来进行，具有国际减排承诺的发达国家为了降低本国的自主减排成本，以技术转让或资金援助的形式，与发展中国家达成协议，由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实施各种环保项目，形成可以买卖的CER，以实现发达缔约国履行议定书的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的CDM项目会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流通。在CDM一级市场上的交易主要表现为远期交易，交易双方共同约定在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交易特定数量的PCER。在CDM二级市场上的交易是在远期合约签订之后，或者联合国执行理事会签发后，交易标的为SCER。SCER属于标准化合约，价格透明，在CDM市场上占据主导位置。 　　二、国际碳交易定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碳交易中定价的商品就是碳排放权。碳排放权是一种无形的虚拟商品，只有通过特定权威机构的核证才能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商品，因而，这类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生产成本，其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才是主要的成本价格。 　　1.需求与供给因素 　　供求关系是商品交易过程中基于诸多因素制约而形成的，它直接影响着商品的价格。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曾提出了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主要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通过供需双方的相互牵制，建立起均衡价值论。从经济学视角讲，碳市场中的碳排放定价权取决于碳排放权的供给者和碳排放权的需求者之间的利益博弈。遵照2008年《京都议定书》的排放量削减规定，2008-2012年发达国家应进行5. 2%的温室气体削减。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结束。在2010年坎昆会议上，发达国家在影响既得利益的实质性问题上不肯做出让步，拒绝或敷衍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形成决议，实施《京都议定书》中商定的第二承诺期，以发达国家的资金投入为前提，及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以推动碳减排。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确定2013-2020年为《京者仔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是，面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到来，发达国家却不愿意为绿色气候基金的设立承诺具体的投入资金数额。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强调了落实巴厘路线图成果的重要性，并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希望提高2020年前的碳减排力度。每年的国家气候大会协议都会对全球范围内的碳交易发展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也直接影响碳交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