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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影响 　　公共服务购买市场化已经成为国内外政府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方式，国外对公共服务购买市场化开展研究的领域日益扩大，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合同管理、风险控制、管理模式等。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遇到的最大问题，在于政府对公共服务提供的直接干预过多，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发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购买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在这些政策的有效支持下，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得以加快，但是从各地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践来看，政府和公共服务承接主体之间形成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给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的实现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首先，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化中，政府容易因权力寻租引发腐败风险，有限理性的政府官员可能利用公共权力获取个人或部门利益而进行寻租，政府官员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促发公共服务承接主体通过贿赂或合谋的方式获取与政府之间的合同，容易引发公共服务购买过程中的财权交易循环。 　　其次，由于政府在识别公共服务承接主体全部信息方面不仅获取成本比较高，而且获取难度比较大，因此通常无法获知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的全部信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公共服务承接主体为了与政府建立公共服务提供合同，经常隐藏自身的重要信息，从而容易导致公共服务的提供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在这些现实背景下，建立对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的有效激励机制，不仅可以规避政府和公共服务承接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风险，而且可以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 　　关于激励机制的研究，很多学者将重点集中在对企业经理人的激励方面。早在1987年，拉丰和梯若尔(Jacques Laffontamp;Jean Tirole)通过分析企业的效率与经理人工作努力程度之间的动态比例值，为管理者建立对经理人的激励机制提供了比较有价值的参考。他们通过对三个阶段中经理人最优努力程度的研究，证实在企业管理中可以通过最优合同建立对经理人的激励机制。在政府激励机制方面，阿罗萨梅纳和坎蒂隆(Leandro Arozamena amp; Estelle Cantillon)研究了如何在公共服务购买中通过拍卖的方式给予服务提供商不同的价格激励，强调若对服务提供商提供价格激励，应该从减少服务承接主体的参与成本着手，并通过比较一阶和二阶密封拍卖中拍卖商的均衡成本价格来确定激励的标准，具有研究视角的创新性，但仅仅从价格激励方面来探讨对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的激励有失片面。一些学者认为，在交易合同中，固定服务的价格更有利于激励服务承接主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并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建立了一个模型，来比较成本加成合同和固定成本合同分别给公共服务承接主体带来的成本，得出固定成本合同会使得公共服务提供商在提供服务时承担的成本较低。该研究从订立合同的交易成本方面来探讨对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的激励，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很多经济学学者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假设下描述了公共服务购买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公共服务承接主体进行激励与约束。相比较而言，国外的研究领域对于我国建立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的激励机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和国外的经济环境和管理体制存在本质差异，在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时，需要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考虑。 　　近几年，我国的学者开始逐步探讨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服务承接主体的激励问题，但是主要集中在物流行业，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供应链一体化环境下如何对多层承接主体进行激励。郎艳怀[ 8 ]研究了敏捷供应链中的节点企业如何实施对承接主体的激励来保证交货准时性。他首先通过承接主体的独立决策模型，得出各承接主体在采购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时会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来安排交货，其次根据采购商的激励博弈模型计算出激励承接主体交货时间的均衡解，该均衡解表明要根据缺货成本、承接主体的生产条件及物流能力来决定对承接主体交货时间的激励。这种观点虽然在减少承接主体交货时间方面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在实践中存在着执行成本较高的缺点。朱小梅和陈志俊利用结构方程分析出政府采购中企业声誉、资源依赖、关系承诺对承接主体信息共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建立对承接主体的激励机制时应该考虑和承接主体之间建立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 　　国内对供应链上货物承接主体激励机制的研究，对于公共服务承接主体激励机制的建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服务的供应与货物的供应存在质的差别，对货物承接主体的激励机制不能完全用于对服务承接主体的激励。一方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