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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关于金融集聚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理论 　　一、引　　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剧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紧迫性日益凸显。我国计划2020年将上海市建设成与国力、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实现金融集聚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内容。然而，如何准确评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的动态影响，提出富有实效的措施，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实践操作上没有直接可用的国际经验;二是缺乏有效的理论框架进行政策实验。本文通过构建金融集聚的理论模型，利用数值模拟进行政策评估，得到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集聚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结论。 　　目前，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被大量用于政策的评估和预测，但是传统的DSGE模型通常假设经济政策是经济中的参与人无法预见的冲击。经济系统只能在政策实施当期做出反应而不能提前，政策效果来源于“意料之外”的实际政策冲击。显然，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公众可以在政府执行政策前，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政策将会执行与否的消息，这些有关未来政策的消息很可能影响公众的预期并相应地改变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以上海市为例，即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到2020年并未如期建成，但战略本身会对上海市的金融集聚产生作用。据笔者所知，本文首次将DSGE模型和消息冲击(News　Shock)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一领域。 　　Beaudry　and　Portier(2004)把“消息”看做经济人观察到的信号，这种信号原本就是对当前经济的一个冲击。在前向预期(looking　forward)的最优化决策行为下，任何有关未来经济状况的信号或者消息冲击都会影响当前的经济行为，造成经济波动。消息冲击的特殊性在于：虽然冲击在当期就对经济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由实际冲击产生的，因而不会改变经济的基本面。换言之，消息冲击是对未来实际冲击的一种预见。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讲，从消息冲击角度研究国际金融中心战略，无疑具有很好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可以在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之前，通过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和预测。本文试图探究的是：如何有限推进金融集聚?作为“消息冲击”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本身是否重要?如果重要，会产生哪些实际影响?背后的经济传导机制又是什么? 　　本文主要结论有三。一是降低金融从业人员所得税、投资者的金融资产所得税和金融营业税有利于实现金融集聚，其中永久性税改的政策有效性最强。二是实施以鼓励金融创新为主的战略措施，可以有效促进金融集聚，且影响具有持续性。这两点意味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从金融集聚入手，着力强化金融创新的制度激励。三是作为“消息冲击”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能否如期实现将影响金融集聚的规模和速度，加强战略进程预期管理是重要的。传导机制为：理性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通过对消息冲击如何影响金融产品及其价格的预期做出反应。 　　本文尝试从微观基础构建DSGE模型，通过贝叶斯方法估计参数，用于分析“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这一消息冲击的重要性及其传导机制。吴化斌等(2011)在研究财政政策的消息冲击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二、金融集聚和消息冲击的文献综述 　　基于DSGE模型的大量文献，主要集中于财政货币政策的探讨，将之运用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研究还存在空白。有必要对金融集聚、消息冲击等进行简单综述。 　　(一)关于金融集聚的相关文献 　　对于金融集聚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金融地理学视角，引入地理位置、距离与空间等因素，例如金雪军和田霖(2004)2等，地理因素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对称信息(Clark　and　Wojcik，2003)、非标准化信息和地域依赖(Pred，1984)等方面。二是金融地域运动理论，该理论是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时空规律的研究，全面系统地解释了经济地域与经济地域系统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董锁成，1994)3。 　　对金融集聚动因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集聚内在动因的直接研究。金融地理学的信息流理论是当前该领域的主流学派。Amin　andThrift(1994)认为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而金融业也可理解为“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二是区域金融成长的研究。张凤超和王亚范(2000)4、张凤超(2005)5认为区域金融成长内含于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之中，能够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空间和条件。三是产业集聚动因对金融集聚的借鉴研究。如马歇尔关于空间集聚外在性的理论主要针对产业空间集聚而言，但对金融集聚也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分析金融集聚的成因，对此问题进行了较强的解释。不足之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