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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制度属性与法治要素 　　一、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形成逻辑 　　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形成的基本逻辑。笼统地说，食品安全风险警示是风险社会的必然产物。但从“风险社会”到“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存在一个具体的逻辑递进过程。风险社会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安保国家”。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风险，“安保国家”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必然要进行风险规制。在众多风险规制手段中，作为信息规制工具的国家资讯行为较为常见;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讯行为。近年来，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被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用，成为最常用的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手段之一。 　　( 一) 风险社会与“安保国家” 　　1. 风险社会 　　乌而里希middot;贝克认为，正如现代消解了19 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正在形成中。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mdash;mdash;mdash;( 工业的)“风险社会”。风险是一种致人损失的可能性，亦可理解为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落差的可能性。风险事件被视为偶发的概率性事件，随着人类决策行为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成为风险的主导因素。特别是近来的食品安全卫生事件、特大灾害事件频频发生，触动了人们的风险焦虑神经，如何规避和应对风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标志着我们已经迈入风险社会。所谓的风险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 人为因素主导的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频繁、全球化、强烈的威胁，并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贝克认为，对于风险社会的形成原因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正是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 “生产力的增长是和越来越细致的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趋势上，风险呈现了一种蚕食关系。 　　它们使实质上和时空上不能相提并论的东西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和危险的关联。它们从过度专业化的筛子中漏下来hellip;hellip;不受约束的风险内在地侵蚀着科学理性目标所指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度工业化所引发的风险社会是浅层次的，即由于过度工业化所产生的技术风险只是风险社会的外在表象，而风险社会的本质问题是制度性风险。所有的技术风险对人类的致害后果都是在制度因素下产生的。政府决策与风险社会之间有“制度”的耦合性。因此，应将风险的社会治理回归制度本质，即通过制度完善来应对各种风险。 　　2. 安保国家 　　任何国家都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国家性质或形态会影响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但不影响国家安全保障义务的有无。安全保障是国家和政府形成的第一动力，“人们放弃自然状态中享有的权利，是因为他在这种状态下享有权利是很不稳定的，因而人们设法与其它有意联合起来的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这是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当然，国家的安保功能不仅仅是国家的“存在逻辑”，更是一种宪法义务，“处在一个危险社会，人民最需要的是安全。 　　保障人民安全乃国家存在的意义及目的，此不仅是政治哲法的概念，更是宪法上的义务，宪法的任务在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生存权、工作权、财产及其他自由权利”。并且，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这种宪法义务只会强化而不会减弱，其内涵与外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扩张。在风险社会中，公民对安全保障的迫切需求，使得安全保障的基本权利性质更加突出，国家在回应“安全保障”这一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安保国家”。 　　( 二) 风险规制与国家资讯行为 　　1. 风险规制 　　“风险规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议题。 　　“风险”与“规制”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连结关系。因为，有风险并不意味着必然要规制。规制与否往往取决于风险的性质、社会危害性以及发生频率。换言之，如果某种风险行为发生频率不高，社会危害性不大或者根本不可能规制的，那么就无任何规制之必要。当然，风险规制成为一个“合体”概念的现实情境是“我们在事实上已经进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lsquo;风险社会rsquo;，风险防范上升为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规制风险，保障人民的安全，行政机关必须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实践中，行政法上的可供选择的机制、措施或手段并不少。有学者对风险规制的形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风险规制形式划归为两大类，即命令控制型规制形式( 主要包括信息披露、标准、许可等) 和市场化规制形式( 主要包括税收、收费、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补助政策和共同基金等) 。但就行政机关的风险规制措施体系而言，规划评估、行政调查、行政制裁等亦是重要的风险规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