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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慈善语境下的宗教对话与文化交融 　　所谓慈善，指个人、群体或社会组织自愿向社会或受益人无偿捐助钱物或提供志愿服务的行为，其目的是帮助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摆脱各种困难、抵御风险。①当前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方兴未艾，宗教界有开展慈善公益活动的传统，并且积累了丰富经验，具有较高的道德感召力和社会公信力。2012年2月，国家宗教事务局等6部委发布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指出，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是新形势下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是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积极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有益补充。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依规开展各类慈善活动。同年4月，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民政部下发《关于规范宗教界收留孤儿、弃婴活动的通知》，为宗教界开展相关活动提供政策规范。与此同时，为推动宗教界公益慈善活动更深层次地进行，国家宗教事务局着手研究制定支持宗教界从事养老服务的政策性文件。可见，宗教慈善的规范、健康发展，已经得到国家政策层而的支持。 　　慈善活动不仅仅是“施与一受助”的物理活动过程，“需者”在得到“受助”的同时，“施者”也通过自愿“施与”，得到了心理的满足、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升华和道德的提升，完成某种意义上的“宗教攻修”和“精神消费”。当前，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慈善素养和公众意识也是决定慈善公益事业兴旺发达与否的关键。宗教的独特教化功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世俗慈善机构的部分功能缺失。“宗教力”发挥了“道德的力量”(涂尔干语)，以宗教教义、教法为理论依据，对其行为提出了更为高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以纯洁慈善动机，淡化功利目的与现世回报，或为终极理想、或为造物主的喜悦而行善。如道教善书《太上感应篇》中说:“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据2000年美国的一次全国性调查显示，81%的美国人表示曾捐过善款，宗教信徒的捐献比例超过世俗论者25%。其中，年收入4.9万美元的美国家庭中，宗教信徒的年捐款额是世俗论者的3.5倍，平均值为2210美元，约为其收入的4.5%。 　　近年来，宗教界展现出的巨大慈善意愿与能力，也让整个社会意识到宗教界是发展宗教慈善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同时发展宗教慈善事业，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宗教自身信仰建设、信徒队伍建设和传播宗教信仰的有效手段。慈善事业，成为中国各宗教团体未来发展的共同主题。而回顾历史，宗教慈善还扮演了增进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的角色。 　　一、思想交融与宗教对话:近代中国基督教的经验 　　近代中国基督教界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将包括近代慈善思想在内的西方新思潮传至中国，影响到中国传统慈善思想，进而深层次地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使国人增加了对西方基督教信仰、社会思想与社会制度的了解，促进文化这种本无国界的事物，不断交融、交汇，不断吸收、丰富，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晚清思想家、慈善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详细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各国存在的多种慈善形式，并对教会、传教士在中国的慈善活动有独到的分析。他对基督教主导的慈善活动多有褒奖之辞，认为“其设义塾，施医药，育婴孩，著论说，无分吵域，一视同仁，救人之心不可谓不切”。从慈善的源流来看，西方世界的慈善事业与宗教密不可分，而东方华夏的慈善则来源于宗族、宗亲的社会传统，成熟于儒家“民为邦本”的“爱人”思想。儒家的民本思想与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亦有共通之处。但民本思想更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性，强调家庭、宗族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而文艺复兴后的基督教思想中，个人直而于上帝，个体的地位优先于群体，进而由上帝而前人人平等的神学观念发展到法律而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思想，对慈善的理解也首先关注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近代基督教慈善活动，无不彰显着以“个体”需求为出发点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特色，通过宗教实践给予精神、物质救济的同时，把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观念传向了中国。在关注个体救济同时，又侧重于影响社会大众，使慈善公益事业展现更为积极主动的社会影响。最先接受基督教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商人比“改良主义者”更加彻底地吸收了西方的“人本”思想，他们在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在文化教育、医疗救济、社会革新、民族工商业等方而发挥极大作用，并通过个人与群体的号召力、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而。 　　对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慈善活动，长期以来，学术界除认为传教士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与使者的角色外，也将其定性是殖民主义势力的一部分，是船坚炮利的附属品。客观来说，这两种属性应是错综交叉的。传教士队伍中注定有“圣洁”的慈爱贤士，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