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的语言地理问题.docVIP

“西部文学”的语言地理问题 　　一、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借词 　　由于笔者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所以只选择用汉语创作(包括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分析这些作品所受西部多民族语言的影响，给西部文学带来的奇异效果。 　　新时期西部文学中汉语音译借词的使用，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新中国成立后来到西部生活的汉族作家，有的学会了使用所在地人民使用的语言(如王蒙能够熟练地用维吾尔语交流、阅读)，他们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词。二是西部少数民族本土作家的汉语写作或双语写作，如扎西达娃、艾克拜耳·米吉提、汪玉良等，在他们的汉语作品中使用大量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词。三是张贤亮、张承志、杨牧、唐祈等，在与西部底层民众的长期交往中，从当地老百姓语言中，学会了很多已经成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民众常用语的少数民族汉语音译词。 　　这些汉语音译借词，包括最常用、最能表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饮食起居、宗教信仰、历史文化、人情世态等各个方面的词语。如通过“坎土曼”这个词，我们了解了新疆人特有的挖地、锄田的农具;通过“糌粑”、“面肺子”这些词，知道了西藏、新疆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和特点;通过“都塔尔”、“热瓦甫”、“坦萨”等了解到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舞蹈;通过“香巴拉”、“乃玛孜”这些词，我们又了解到西部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这些音译借词的使用，一方面，是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在用汉语写作时，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词的被动选择;另一方面，从表达的效果来看，恰恰是这些音译借词的使用，增添了汉语的涩味和陌生感，也给读者带来了异域情调和民族风情，凸显了西部文学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词语，了解西部各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性格、风俗习惯等。从中华多民族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富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和表现力的音译借词，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而且从语言这一文学的根基上，塑造了西部文学的多民族性。 　　同时，通过对这些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中的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借词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这些音、义相同或相似的借词显示了西部少数民族之间复杂多变的悠久历史渊源。例如，在表示“集市、市场、城市”等含义时，东乡语和维吾尔语都使用了发音非常相似的“巴扎”(“巴咋”);在咒骂对方为“仇敌”时，东乡族和回族民众多用“杜斯曼”(“都士曼”)。“巴扎”和“杜斯曼”这两个词都来自波斯语，但现在不管是新疆的维吾尔族、甘肃的东乡族，还是宁夏的回族都使用它们，这说明这些现在分属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相同、相近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甚或是同一民族，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空间没有隔断语言的这道潜流。正是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分化与融合而引发的语言的传承与变异，构成了中华多民族语言、多民族文学繁复多彩、和而不同的华丽景象。 　　二、西部文学中的方言俗语 　　方言俗语的使用，是文学的地方性最醒目的标志，近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有过如《海上花列传》那样出色的纯方言文学。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虽然没有纯方言的文学，但文学作品使用方言在整体性上重塑了新文学的民族品格。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推广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成为宪法之规定的“每个公民应当履行的权利”，在文学创作中，方言的使用变得比较谨慎。茅盾曾对这个问题做过这样的解释：“也有些作者是为了某种理由而有意地多用方言、俗语的。理由之一是使得作品富有地方色彩。我们不反对作品有地方色彩，尤其不反对特殊题材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需要浓厚的地方色彩;但是地方色彩的获得不能简单地依靠方言、俗语。……我们文学工作者就应当特别严格要求自己，使得自己的作品能为推广普通话服务。” 　　新时期以来，包括方言在内的文学的多样化风格再次得到肯定，而作为地域文学的西部文学，西北方言俗语的使用，为西部文学增添了泥土气息和生命活力。方言俗语不仅对于某一地域的文学而言，即使是对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而言，它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我借用周作人1920年代初的观点来说明这一问题。周作人认为建设、改造现代的国语，须从三方面入手：采纳古语;采纳方言;采纳新名词，以及语法的严密化。他尤其重视方言的采纳：“我觉得现在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之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辞汇中感到缺乏的，动作与疏状字似还在其次，最显著的是名物，而这在方言中却多有，虽然不能普遍，其表现力常在古语或学名之上。[7](P166)西部文学所涵盖的地域辽阔，它包括不同的语系、语族，因而它的方言也不统一。这里既有少数民族的不同方言，也有汉语的不同方言。不同的方言表现的正是不同的世态人情、地域风俗、名物制度等。 　　西部文学中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