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出现于周秦时期辨.docVIP

“驿”出现于周秦时期辨 　　“驿”出现的具体时间，高荣先生论证较为详细。高先生主张至迟西周时期“驿”已出现，西周以后，“驿”历代沿用，“但在汉昭、宣帝以前，因马匹缺乏，驿几近废弃;宣帝以后特别到东汉时，各地的驿再度复兴，并成为递送公文的主渠道之一”。这一论断有很多合理之处，但仍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高荣先生立论依据有以下几则材料，我们逐一辨之。 　　其一，高荣先生依据的第一则材料为《诗·大雅·常武》中的一句“徐方绎骚”，唐人孔颖达疏云:“绎当作驿……徐国传遽之驿见之，知王兵必克，驰走以相恐动。”以此认为“驿”至迟西周已经出现，这一解释不确，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兹录此节如下： 　　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 　　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 　　对于“绎”注解，古今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毛传》中注解“绎”为陈，二是东汉郑玄认为“绎”通“驿”，表示传递情报之用，唐人孔颖达赞同郑说，三是北宋人苏辙认为“绎，徧也”，而“徧”与“遍”相同，有全面，到处之义;四是南宋人朱熹认为“绎，连络也”，有继续，连续不断之义。朱熹之注后代赞同的较多，如《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七、《待轩诗记》卷七、《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卷十九、《诗所》卷七等等，书中均持朱熹之说。纵观该诗上下文，比较而言，我们也认为朱熹之注较为合理，该句表示王师征伐徐方，徐方连续恐慌。至于“陈”之义，也不合文义，苏辙之义可以说通，但没有朱熹之注恰当。绎，《说文》曰“抽丝也”，这很可能是它的本义，由“抽丝”引出连续不断之义。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郑玄、孔颖达之注不确，高荣先生的西周之说欠科学。 　　其二，高荣先生依据的第二则材料是《水经注·沔水》中的内容，其文如下： 　　沔水又东径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胶舟以进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没，死于是水。……沔水又东得合驿口。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丧事于此，成礼而行，故曰佐丧。左桑，字失体耳。沔水又东合巨亮水口，南达于沔。庾仲雍言:须导村耆旧云:朝廷驿使，合王丧于是，因以名焉。今须导村正有大敛口，言昭王于此殡敛矣。沔水又东，谓之横桑，言得昭王丧处也。 　　高荣先生依据文中的“朝廷驿使，合王丧于是，因以名焉”，以此认为西周昭王时期，已经有了“驿”机构，并以驿命名为地名--“合驿口”，这样解释过于牵强。因为该文是转述之语，乃是引用晋、宋之人庾仲雍之言，东晋距离西周已经很远，一些名物制度的称谓当有所变化，况且庾仲雍还是听当地人“须导村耆旧”所说的，可信度不高，即使郦道元在撰写时，也对此表示怀疑，如在随后所说的“言得昭王丧处也。沔水又东，谓之郑公潭，言郑武公与王同溺水于是。余谓世数既悬，为不近情矣。……但千古芒昧，难以昭知，推其事类，似是而非矣”。 　　其三，高荣先生依据的第三则材料是东汉王充的《论衡·纪妖篇》，文中关于知伯攻赵襄子的史迹，其文记载知伯“率韩、魏攻赵襄子。襄子惧，乃奔保晋阳。原过从，后，至于平驿”，其实《论衡》原文是“至托平驿”，或写“托”为“託”，该文中有“平驿”二字，高荣先生以此就认为这是“驿”的写照，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驿”一直沿用，未免有些过于武断。《论衡》乃是东汉王充所著，“知伯攻赵襄子”的史料早于《论衡》之前已有文献记载，如《史记·赵世家》记载:知伯请地于赵，赵不与，“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原过从，后，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比对二则文献，我们不难看出《论衡》中的“托(託) 平驿”三字，在《史记》中为“于王泽”，《史记》明显要早于《论衡》，按照史料的先后之序，应该以《史记》为准，不应以《论衡》为据，不知高荣先生为什么弃之不取。我们分析，造成文献前后不同，可能是后人传抄之误，因为“于”之繁体为“於”，与“托(託)”相近，“平驿”的繁体字“平驛”与“王泽”的繁体字“王澤”亦类似。同时，后人也对“王泽”做注，《史记正义》注引《括地志》“王泽:古地名，在今山西新绛东南”。可见，高荣先生所依据的这则材料也有问题，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也欠科学。 　　其四，高荣先生举出的第四则依据为考古发现的材料，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西侧的赵背户村发掘了秦劳役人员墓地，发现有刻字的瓦文多片，其中一片刻有“平阳驿”字样，高荣先生以此认为这是“驿”出现的确切材料，说明从西周历经春秋战国，一直到秦，“驿”沿用不废;除高荣先生外，一些学者也持这一观点，如王子今等先生，他也根据这则材料认为可能秦时已经出现了“驿”这种信息传递方式等等。这一考古依据似乎已经给我们确定的信息，但是通过比对该墓地的其他瓦文，我们发现“平阳驿”瓦文是驿站或与驿传递方式有关的说法值得商榷，通过辨析，我们赞同考古报告中观点，所谓的“平阳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