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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和精神的困苦 　　作为人学的文学，总是借助审美对象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和证明自己，从而借以展示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由向度。但当个体面对自己的时候，文学又该作如何的观照?与瞩目日常意义上的乡村社会与市民生活的小说不同的是，薛忆沩的《遗弃》是一部展现个人精神成长史、关注深层内心生活之谜的“成长小说”。小说是关于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在剧烈变革前夕的中国80 年代中期，留下的个人生活与思想的记录，表现了精神世界的“成长”与世俗社会的格格不入，以及在大众消费时代的无所适从。其独特之处在于叙事没有借助外在力量来展现个人被遮蔽的自我意识，而是直接切入个人混乱、琐碎和焦虑的内心世界，人物的灵魂在丰富的颤抖中发出真实刺眼的光芒。这样的写作所展示的心灵自传式的气质，颇具象征意味地书写了一代人的精神境遇，使得读者得以在“另类”的主人公身上辨认出自己隐秘的身世。 　　一 　　《遗弃》给转型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份罕见的样本或档案。它讲述的是社会生活对精神世界的侵犯，其中一个重要的词是“混乱”。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且以“业余哲学家”自居的图林，发现了世界的“混乱”、社会的“无聊”、生命的“迷茫”与生活的“虚无”。生存状态的边缘性，使他获得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和超脱，以局外人的立场洞悉体制内人们习以为常的荒谬和可笑。他一生都依赖和信任“组织”的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而被开除公职后，从此一蹶不振，沦为赌徒。而他的母亲是不自由的，因为她受制于体制。“她需要记忆从教科书里得知的光荣革命传统，而不能记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家族历史。体制给她的信仰和教条剥夺了她已经通过遗传获得的叙述能力”。他不但蔑视亲身父亲，他还蔑视所有作为体制基础的父权，他蔑视象征着权威的“父亲”。在图林看来，体制窒息了怀疑和自由，湮灭了才智，压制了个性。因此，在父亲被体制“遗弃”之后不久，他坚决“遗弃”了体制。因为，“在扑朔迷离的体制里，个人没有任何意义。我根本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自己每天都参与其中的庞大计划。我只是办公室的一件物品，比如一把椅子，自己没有行动的能力，却可以被其他人(被看不见的手)随意搬动。”图林对体制的“遗弃”，既意味着在精神上对自己习惯的生存空间进行超越，同时也是他寻找自我的前提。与把自己纳入一个价值体系中，才能找到生存意义和获得人生归属感不同的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图林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拒绝整齐划一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按照契约社会所提供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生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行事，竭力从原有的人生模式中挣脱出来。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人格理想在他心中瓦解了。他不再把自己交给榜样，而只交给自己。这样，离开体制，成为一个“自愿失业者”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的行为让人想起了葡萄牙作家佩索阿在一篇题为“革自己的命”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怀世界的邪恶和正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在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中国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体制，背叛自己被规定的命运。图林无关暴力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 　　逃离体制后的图林又陷入另一种人生困境。一方面依靠体制内母亲的供养来维持生活，让他憎恶自己经济上的不能独立，另一方面沉迷哲学思辨，让他发现生命的荒诞与死亡的恐惧。如果说“自愿失业者”的身份导致他生存的艰难，那么“业余哲学家”的思辨却让他体会到存在的焦虑。“也许实根本就不存在，就像真理不存在一样。或者，实只是一种不同的感知体系中的名……这混乱的世界就是因为这一切变化莫测的名而混乱的。”他可以摆脱荒诞的体制，却无法离开混乱的世界。他就像是一个身处辽阔囚笼的囚犯，没有可以挣脱的锁链，也没有可以粉碎的高墙，更没有可以向人宣示受虐的证据。无限扩展的心灵郁闷伤害着他的灵魂，幻灭着它的希望，激发出他自我厌恶和自我遗弃的感觉。生存的艰难和存在的焦虑在提升他认知境界的同时，也让他超越狭隘的“体制”意识。他发现个人的困境并非全是现实体制的问题。小说以I- See 哲学教授的经历和一群决定脱离体制、移居海外寻找“成功”和“自由”的艺术家为例，表明没有自由人格和独立精神的个体是难以真正摆脱“体制”的束缚：“我非常怀疑他们的乐观和他们对西方寄托的希望……外在的自由能够消除内心的焦虑吗?”如果说哲学教授和艺术家们与图林的差距，在于他们没有对死亡的敬意和畏惧，那么图林对死亡的深度思考却已严重影响了他的心理，“是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最终挽救人的危机。死亡决定了生命的荒诞，荒诞引发了人的危机。这是纯粹的危机，绝对的危机，无法挽救的危机。焦虑和恐惧是这种危机的标志。”所谓人生无常，生命有限，其实是每个人或多或少于夜不能寐的中宵、流连于弥留的病榻之时，都能感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