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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语境下的《旧五代史》分析 　　自欧阳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修成以来，对新旧《五代史》之优劣评判古今多有。前贤多从史料学的角度对《旧五代史》予以解读，而少以宋初时代背景为视角。正如陶懋炳所言：“学者评史学或史书，往往没有着眼于史家或史书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思潮，评《薛史》、《欧史》优劣者就有此缺陷。”就《旧五代史》而论，其最为重要之背景即为“五代语境”在宋初的延续，然此点多为前贤所忽略，故笔者不揣鄙陋，就五代语境对《旧五代史》编撰之影响予以试探。 　　一、《旧五代史》之编撰者及其五代背景 　　史家对《旧五代史》编撰时间及其编撰者的记载大体一致，现列其要者于次。《郡斋读书志》卷第五“正史类”载：“《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右皇朝薛居正等撰。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居正监修。” 　　《玉海》卷四十六《艺文·正史》“五代史”条载：“《中兴书目》：一百五十卷，薛居正等撰。开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 　　《宋史》卷三《太祖本纪第三》载天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同卷，天宝七年闰十月“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编《五代史》”。卷二百六十四《薛居正传》曰：“天宝五年又监修《五代史》，踰年毕。”同卷，《卢多逊传》曰天宝六年“受诏同修《五代史》”。卷二百六十九《扈蒙传》载：“开宝中，受诏与李穆等同修《五代史》。”《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条曰：“太祖诏卢多逊、扈蒙、李昉、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修《五代史》，而蒙、九龄实专笔削。” 　　从上文所引可知，除《宋史·薛居正传》外，皆署其编撰始于宋太祖天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完成于天宝七年闰十月甲子。《薛居正传》此条似误，其时相差一年，然无关宏旨，可毋论。 　　开宝六年上距赵匡胤禅位仅十三年，从内外局势而言，尚未一扫六合、安靖宇内。对于生活于开宝六年的君臣而言，赵宋王朝能否稳固，而不成其为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仍是一个未知数。 　　在这种政局不确定时期编撰《五代史》，其书写难免会受时代因素影响。且《旧五代史》编撰诸人皆历五代而入宋，其对五代王朝更迭之理解必有五代体验存在。现将薛居正等此八人撰修《旧五代史》前，尤其是入宋前的主要仕履情况表列于下，以见其五代经历： 　　除刘兼在五代的仕履不明，李九龄释褐于乾德五年外，余人皆于五代入仕。但李九龄虽于乾德五年释褐，仍是由五代入宋之人。此八人皆亲历五代更迭，其所撰之史难免受五代语境影响。纪传体史书，大要不外君、臣二端。及至《旧五代史》，于君而言，则以五代王朝之正统性及君主之天命构建最为重要;于臣而言，则在如何评论臣子之仕历多朝。因此，不妨就此二端探讨《旧五代史》中的五代语境。 　　二、五代语境下的王朝书写 　　古人以天人感应、五德终始言王者之兴，“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正统是一个富有现实效应的政治口号”。梁、唐、晋、汉、周五代君主多通过五德终始说构建自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现略述后梁正统及君主神圣性构建于次，唐晋汉周皆与此相仿，不再赘述。 　　《旧五代史》将后梁朱氏以天人感应、五德说作为论述其合法性之主要内容。其于朱温之生也，曰：“以唐大中六年岁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砀山县午沟里。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于其幼也，则曰：“其熟寐之次，化为一赤蛇。”及其欲代唐也, 则曰：“开平元年正月壬辰，帝至自长芦。是日有庆云覆于府署之上。”“二月戊申，帝之家庙栋间有五色芝生焉，状若芙蓉，紫烟蒙护，数日不散。又，是月，家庙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识者知梁运之兴矣。”“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时有术士边冈者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观之，将来当有朱氏为君者也，天戒之矣。” 及其禅位也，则曰：“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献鹦鹉，诸州相继上白鸟、白兔洎白莲之合蒂者，以为金行应运之兆。” 　　以上此类文字当本之于五代各朝实录。陶懋炳曰：“五代兵革不息，篡代频仍，文人处于此境，承武夫颜色，为之粉饰，而他们大多精神空虚，无所作为。于是，神怪灾异之说又充斥于《薛史》这虽是《实录》所载，《薛史》仍之，而且此类记载，宋以后诸史也往往有之，但这是当时史学思想的一种倒退表现，是毋庸置疑的。《欧史》的《本纪》没有这类记载，唯言人事，不记怪异，可以说是当时进步思潮在史学的反映。” 若以文明的进步史观言之，陶先生此论以“倒退”“进步”比类《薛史》《欧史》亦不误，然却未见此“进步”“倒退”之背后，实乃五代语境、宋代语境不同之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