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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代文字的研究 　　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语言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美国的亨利·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也曾说过:“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夏王朝的文明应该比较成熟了，那么，夏代有没有文字呢?夏代的青铜器和城堡很成熟 　　著名考古学家夏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中国早期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是青铜器、城堡和文字。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看，夏代的青铜器和城堡都很成熟。考古成果证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所以，可以称得上信史的《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关于“禹铸九鼎”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因为不仅《左传》《史记》对此事有记载，《墨子·耕柱》《易林·小畜之九》《拾遗记》等古籍资料，都说大禹曾经“铸九鼎”。 　　夏王朝时期，作为手工业生产的一部分，青铜器铸造业得到了发展，在冶铸技术和器物造型方而，具备一定的水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夏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铸、凿、铃、锨、戈、爵等各种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别是在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河南堰师二里头遗址内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是我国到目前为，发现时间较早、出土批量较大的青铜器，其中青铜爵、青铜鼎、青铜等空腔器，采用复合式陶范浇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铸铜技术已相当进步。此外，还发现了增锅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复杂铜器。从技术而言，夏人铸鼎是可能的。能够冶铜制鼎，是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 　　城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蛋尤，因之筑城。”即是认为筑城在黄帝时代就开始了。 　　《世本·作篇》说:“鲸作城郭。”《吴越春秋》说:“鲸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鲸作城。”《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鲸作三初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通志》说:“尧封鲸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初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说:“处土东里魄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看来，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鲸和禹是始作城者应是历史文献的主流。 　　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主持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从2002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一一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而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还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了更重要的佐证。 　　但是，在此之前，却一直没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确凿证据，所以，一般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众所周知，周人沿袭了殷人的语言文化和文字。殷人用的语文由甲骨文可见，用的正是雅言不差。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文字文化的传袭功能是最强大的，在《论语》为政篇、八信篇中，孔子再三指出，在礼制上“周因于殷，殷因于夏”，三代文化相袭，这种传袭是依文献进行的，所以夏礼、殷礼，他都能说一些，只叹惜“文献不足”。这表示，夏、殷都是有文献的，只是传下来的太少。 　　既然“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那应该是和夏代同时的，因此即使保守点推测，汉字在夏代已然形成，并进入书册实用阶段，有可能殷人的文字最初本就是向夏人学习的。 　　在传世典籍中，屡有夏代文献的记载，其名称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禹之总德》《仲尬之告》等。据已故学者李启谦先生的研究，仅以先秦典籍引用《夏书》为例，《左传》引用15次、《国语》3次、《吕氏春秋》1次，19条材料所记夏代事迹者共32则。Cal如果再加上引用的《夏礼》《夏时》《夏令》等文献，在先秦典籍中是存在很多夏代文献的。例如: 　　《国语·周语上》:“《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中》:“《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做曰:收而场功，待而备褐。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司里。”这也是夏的月令。《吕氏春秋·谕大》:“《夏书》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