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因果关系与合义务的择一举动探讨.docVIP

假定因果关系与合义务的择一举动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假定因果关系是指，虽然某个行为导致结果发生，但即使没有该行为，由于其他情况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在最为典型的“死刑执行案”中，采用假定因果关系的分析范式，会认为本案中的假定结果( 被执行死刑) 与现实结果( 被枪杀) 相比，并不具有重要性，从而不切断该行为( 枪杀)和结果( 犯人死亡) 之间的因果关系。合义务的择一举动是指，虽然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造成某种结果，但即使其遵守法律也不能避免该结果的发生。例如，在德国著名的判例“吊车案”当中，根据“条件公式”，即使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会有结果的发生。正如山口厚教授所指出的，肯定了危害结果的客观存在不等于肯定其可罚性，因为在欠缺结果避免可能性的情况下，处罚类似行为不会收到抑制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成效，就谈不上处罚的正当化。因此，在传统理论的框架之下，合义务的择一举动往往切断了因果关系的成立。如果将假定因果关系与合义务的择一举动并列看待的话，在很多案件中将会产生困惑。也就是说，针对以上两个概念区分的探讨可能直接影响到个案的判决结果。 　　例如，患者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就诊，医院诊断其为脂肪肝，并进行了相关治疗。患者后经其他医院诊断为肝癌晚期，不久后死亡。本例中，由于肝癌晚期是不治之症，死亡似乎是不可回避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应当认为患者因为肝癌死亡的结果是假定结果，从而适用假定因果关系理论，肯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医生对死亡结果负责; 抑或承认结果的不可避免，从而适用合义务的择一举动，否定因果关系的成立，认为医生不对死亡结果负责呢? 答案并非不言自明、不争已明的。由此可见，假定因果关系与合义务的择一举动并非两个相互平行的子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存在交叉和缠混，如何在个案中正确适用这两个规则，将结果正确地归属给行为人，是十分值得探讨的话题。 　　二、两个原则都是围绕“两个结果”展开的 　　( 一) 假定结果与现实结果 　　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但在同一时空中不可能同时看到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同样的道理，无论具有多少种预想的可能性，现实中发生的结果有且只有一个，而假定因果关系与合义务的择一举动所做的探讨都是围绕现实结果与假定结果展开的。例如，在“死刑执行案”中，罪犯被枪杀就是现实发生且唯一的危害结果，而罪犯被执行死刑就是假定的结果。而在“吊车案”中，被害人被轧死既是现实发生的结果，也是假定结果。 　　( 二) 对实害结果的表达方式直接影响对因果关系的判断 　　如此看来，区分假定因果关系与合义务的择一举动的关键似乎就在于现实发生的结果与假想结果是否一致。然而，这样的结论并不正确。这是因为，实害结果的定位在归责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如劳东燕教授指出的，在对条件公式“无P则无Q”的运用中，对P 与Q 的选择与界定，深受规范评价的影响。例如，在两个行为人同时射中被害人的心脏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若将危害结果评价为“被害人死亡”，则会导致否定单个行为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关系; 相反，倘若将实害结果锁定为“被害人中两枪死亡”，则可以肯定每个行为人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可见，如果说“死亡”是一个抽象结果的话，“中两枪死亡”则是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对实害结果的表述方式将直接影响对因果关系的判断。 　　三、应对“两个结果”问题的学说诸相 　　如上文所述，在存在现实结果与假定结果这样”两个结果”的场合，假定因果关系理论与合义务的择一举动理论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其实，无论是根据何种理论，其目的无异于是解决归责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具体结果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场合，是否要归责于违反义务的行为人，是整套制度试图解决的核心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各种学说争鸣。 　　( 一) 以作为与不作为区分 　　野村稔教授指出， “死刑执行案”是作为，“吊车案”系不作为，这是二者在处理结果上有所不同的根本原因。在“吊车案”的场合下，保护法益主体，法律要求行为人做出为了除去危险必要的身体动作。根据野村稔教授的意思，在结果无法避免的场合，行为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对归责与否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如果行为人以作为的方式违反了规范，那么即使结果无法避免，也应当归责于行为人，“死刑执行案”就是一例; 相反，如果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没有履行规范所赋予的义务，那么，如果结果无法避免，就阻断因果关系， “吊车案”就是很好的注脚。但是，该观点在立论的根基上就发生了偏差，因为将“吊车案”中行为人的行为界定为不作为，是存在疑问的。其实，作为与不作为之间本身就不具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在这点上，何庆仁教授指出，杀人与违反“不得杀人”的义务完全就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因此命令规范与禁止规范是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