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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中国幸福问题的研究 　　一、幸福问题的提出与简单分析 　　(一)问题提出的现实根据 　　一般认为，当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上升到一定高度，伴随利益多元化的出现，其包孕并负载的伦理道德问题便凸显出来，这也成为人们幸福观发生变化的内在社会根由或幸福观重新建构的重要参考坐标。当代中国幸福观变动从而得以彰显的更深刻的运行机理，在于转型社会“无主时代”的氨氯反拨对“底线价值”的挑战，以及由此而生的对道德高地之“顶层设计”的诸多迷茫和困惑。 　　比照来看，当代中国幸福问题的突显，多少与希腊晚期哲学所发生的伦理转向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众所周知，晚期希腊哲学转向所开辟的伦理之路，实际上是把哲学研究的重心转向了伦理学，由此哲学的主要目标不再是追求智慧，而是追求幸福。 　　当代中国自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建成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已为世界公认。但如此这般的成就带来的影响又是多方面的，且毁誉参半:一方面，经济富裕了的中国人需要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方式和新幸福模式;另一方面，曾经一边倒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社会失序或失范情势，使得幸福问题的厘定愈加棘手和紧迫。一句话，中国“富裕社会”之路的实践和期许，把中国幸福问题推到我们面前，亚待解蔽和澄明。换言之，社会的深刻转型和市场经济的深度推进，乃是当代中国幸福问题再度被关注的根据。 　　(二)问题提出的学术背景 　　关于幸福，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家们有过经典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过独特阐发，但时至今日，幸福问题亦然众口各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幸福”可以有不同背景所指。日常生活中人们言说的幸福，实质是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人们可以把幸福和任何“人间四月天”的福社相匹配。从哲学层面作理性选择，人们所谓的幸福不外乎两种:物本幸福观和人本幸福观。物本幸福观以工具理性思维为依托，以物质财富的占有率(或占有量)为幸福指数构建标准，其后果是“见物不见人”(或者“物的依赖性”)逻辑的全面发用。人本幸福观以价值理性思维为基准，以满足个人的偏好、爱好、欲望、兴趣等为旨归，负载着团体、民族、国家的“个别利益”，其后果是“人类中心主义”逻辑的日渐盛行。二者论争的焦点，借用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话语来表述，在于幸福与利害是否有关。 　　进一步作理性判断，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中既没有单纯的物本幸福观，也没有绝对的人本幸福观(相当于“斯宾诺莎幸福”，二者事实上处于交互制约的复调叙事与实践构建当中。德性论(义务论或道义论)幸福观和规范论(目的论或后果论)幸福观的分野抗衡，就是例证。不仅如此，就规范论幸福观而言，我们既可以基于功利(目的)视野，也可以诉诸正义论领域;就功利视野讲又被划分出两种路径:从追求个人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生存愿望出发来确立幸福观，抑或从个人行为符合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出发来确认幸福观。可见规划”幸福并确立一种普适性的、既可欲又可行的幸福观，的确并非易事。 　　这一现实困惑或者理论难题的根本所在，就是一系列“道德一幸福一社会结构”的深层生态关系性所构成的难题。 　　二、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幸福追问旨趣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或呈现的幸福观，基本围绕“人”的生成之路展开，因而属于一种“人本幸福观”。《尚书·洪范》篇曾提出了“五福”即五种幸福:“寿(百二十年)、富(财丰备)、康宁(无疾病)、枚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终命(各成其短长之命以自终不横)。这可以看作几千年中国文化之“人本幸福观”的雏形。下面以儒家和道家为例，简单分析和评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儒家的幸福观。儒家认为人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即自然生命，譬如告子的“食色，性也”;德性层次，譬如孟子的“人性善”;人的主体性层面，譬如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即理”(因为良知、良心和本心等概念所表现的就是人的主体性)，从而古代儒家的幸福观就可以被相应归纳为三种:生命幸福、道德幸福和精神幸福。 　　(二)西方文化中的幸福观 　　与中国传统文化单纯的“人本幸福观”建构不同，西方文化中的幸福观追问，由于主客二元思维与理性分析方法根深蒂固，所以主要流变为对“德福一致”问题的求解。 　　在西方，一般意义上的幸福就是生活得“好”或者善。苏格拉底(Socrates)早就指出，人都以好的事物或者善自身作为自己行为的目的，而灵魂的善或者德性是达致幸福的首要条件或先行逻辑，作为灵魂的德性的正义，完全可以充当这一角色，因此七个正义的灵魂和一个正义的人就会生活得好，而不正义的人就会生活的悲惨。这事实上己经描画出人们关于道德与幸福关系问题的最初摹本-讲道德就是幸福。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