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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藏文史书的内地历史记载 　　除汉文文献之外，在传统中国以藏文为文字符号载体的文献数量最大。藏文古籍对藏族史研究的意义毋庸置疑。藏汉民族间传统的密切关系使得藏文史书中保存了许多与内地历史有关的记载，它一方面反映了藏族认识汉族历史方式和途径，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内地历史记载的不足，帮助研究者厘清争议不绝的疑难问题，代表性的成果如:王尧先生利用藏文文献考证了南宋末帝的事迹，补汉文记载的缺失、简略，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①。然而目前所见，虽然藏文史书中利用汉文史书的情况，己有部分论著作论及②，但是利用藏文文献研究内地历史的主动性尚显不足。由于汉族学者对藏文史籍仍然缺少充分的认识，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藏族学者的研究文章多为藏文撰述，又不易为汉族学者了解。内地历史研究中借助藏文文献的研究稀少与其自身史料含量间的反差极大。为此本文拟就藏文史书中所引用内地材料的内容、来源加以分类，分析沟通藏汉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的作用，参以研究例证，探讨藏文史书中内地历史记载的史料价值。 　　一、藏文史书中的内地历史记载的史源学分析 　　藏文史书的分类包括各种编年史、教法史、王统史等不同的类别，其中引用汉文史料的书籍主要分布于元代以后的藏文史书中，如《红史》、《新红史》、《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青史》、《贤者喜宴》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代表性的藏文史书。藏文史书对内地历史的系统记载始于元明之际。从内容的来源看，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相关内地史书的采择和翻译;一种是由往返于内除了唐蕃关系史，非汉族僧人最感兴趣的就是汉地佛教流传的历史《红史》提到了释迎牟尼成佛以及梅檀佛像流入中国的汉文记载，一般认为出自汉文《报恩经》和《梅檀瑞像记》，蔡巴补充说“将这些记载译成藏文者，据说是法主的弟子强俄堪布协尔益”⑦。另据《雅隆尊者教法史》记载汉地佛教传播情况是由“萨迎法主之弟子北方堪布喜饶益西”译为藏文。这里的北方(强俄)，藏文为byang}gos，注释者认为当即凉州。⑧可知，堪布协尔益(sher}es)就是萨迎法王八思巴伯父萨班的弟子喜饶益西(shes}ab}e}hes)，他活动在原西夏境内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党项人。 　　前面曾述及舫檀瑞像记》的译者都是回鹊人，分别是安藏和弹压孙，似与喜饶益西无关。他之所以受到重视应该说主要与记载“木雅传说”有关。藏文将西夏称为“木雅”(弥药)，藏区和西夏宗教联系十分紧密。西夏长期流行藏传佛教，皇帝也奉藏族高僧为师，藏文史书对西夏予以特别关注自然而 出现翻译汉文史料的历史时期适逢蒙元兴起，中国取得政治上空前统一的历史前夜。蒙元政治统一进一步推动了藏汉、藏蒙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密切的趋势。而安多藏区恰恰被称为藏汉联系的金桥。基于佛教民族文化观，西藏佛教认为汉地是文殊菩萨文教之地，汉地人民以智慧为民族特征，非常推崇汉地文教事业的发达，这一基本理念对于藏僧编译汉文史料也具有重要的思维认识基础。 　　二、藏族史书在内地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举隅 　　北元早期汗系传承是蒙古史研究中聚讼不己的争论焦点之一，它关系到蒙元时代汗位争夺的历史渊源(窝阔台系、阿里不哥系、忽必烈系等)对北元政治斗争的影响。洪武朝早中期，北元皇位传袭的线索大体清晰，学术界针对这一时期北元皇位的继承的分歧集中在一点，即脱古思帖木儿汗(天元帝)的身份问题上，并形成两种观点:其一，认为脱古思帖木儿是元顺帝之子、昭宗爱酞识理达腊之弟益王;其二认为脱古思帖木儿就是先被明朝俘获，后遣归漠北的元顺帝之孙、昭宗之子买的里八刺。①这两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分歧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汉蒙文史料采信度的不同理解上。前一种观点最早出自蒙古文史书《蒙古源流》，后得到日本学者力挺，且为一些中国学者所服膺。实际上，汉文史料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如明代后期的文献中就有此类记载。郑晓怜言》则代表后一种说法。②理论上，蒙古史以蒙古文献为证最为可靠，然而就事论事，似不可一概而论。薄音湖曾指出以后出史料否定早期史料的方式有窒碍难通之处。③以史源学的角度看，当以时人亲见并宣称的内容较为可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结论应当是基本可信的。 　　分析两派学者的不同之处，可以看出即使对于同一史料也有迥异的解读。在此情况下，在蒙汉文之外的其他语言史料如果能有更加准确的证据当有利于问题的澄清。幸运的是，藏文史书为我们提供线索。元代后期西藏噶玛噶举派与元廷的宗教联系十分紧密，第三、第四辈噶玛巴都到过大都，在内地均逗留了不短的时间。他们在内地的行踪及见闻在主要的藏文史籍中都被记录下来，很有史料价值。其中第四世噶玛巴若必多吉到达元都之后，就遇到皇太子之子降生的事，而此子就是买的里八刺。藏文史籍《青史》和《红史》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记载了这件事《青史》称四世噶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