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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 　　一、引言 　　九月初九是湖南省湘西州腊尔山地区苗族的传统节日，生活在该地区的居民常常向外人描述节日当天吃鸭子的习俗。初次听说，大多的人都以为他们是过重阳节，然而细想，以农耕为生计的人们，九月初九正是秋收完成之时，于是被认为是庆丰收的节日。作为苗族文化精英的龙成忠在一次访谈中提起这个习俗，讲述了他们纪念“正王”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腊尔山地区有一个土匪王。他带着士兵们来到这里后，看到村子里有猪、牛、鸡、鸭，于是匪兵们把它们抓来宰杀食用。这些士兵们到了村民们的家里，看到好东西或喜欢的东西就据为己有。更有甚者，土匪们还入室抢劫钱财。但凡发现谁家有酒有肉，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到他家里去闹事，使得村里人心惶惶，终日无心务农。后来，有一位“正王”到了该地区，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带领大家反抗匪王及其士兵们。“正王”对村民们说“待时机合适，我发出一个信号，大家一起起来把那些匪兵杀了。”九月初九那一无“正王”吹响了号角，村民们与他共同与匪王的军队战斗，最后获得了胜利。村民们从此过上了正常的生字舌“正王”也离开了。然而每年的九月初九这一日大家都要“杀鸭子”，以此感念救了他们的“正王”。尽管节日里村民们杀的是鸭子，其实在心里是用以象征杀匪兵的行为，以此来纪念当初“正王”带领大家杀敌的事件。 　　听完老人的故事，九月初九吃鸭子这一习俗可以被视为一种纪念仪式。苗族向来以“崇鬼尚巫”著称，据宣统版《永绥厅志》载:“综计苗乡应祭之鬼共七十余堂。民国期间，凌纯生与茵逸夫深入湘西苗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所记载的仪式中，不乏以纪念祖先为目的的仪式[[2]。据龙成忠介绍，上述事件己经过去许久，具体年代己无从考证，那么作为感恩而纪念“正王”的仪式活动，在九月初九那一天是否需要邀请其返回村寨中与人共乐-这是此地区苗族在仪式中的惯习行为。然而当地的祭祀专家却告诉我，尽管事件中的“正王”己经不在，然而现在我们仍然有“正王”，他住在北京。由于“正王”是活着的人，而仪式中只邀请没有实体的“鬼魂”，所以在九月初九这一天，并没有做法请王的惯例。 　　村民们与土匪斗争的事件在湘西并非罕见。据大家回忆，直至解放前，村子里的地主仍然保留着抵御土匪的堡垒，该建筑在文革期间拆除。因此，在村民们的记忆中，土匪成了最大的敌人，然而却无力反抗。故事中的“正王”很难下定义究竟是哪一个时期的政府军官。可以肯定的是，此王是作为他者出现的，并且在事件中以及事件后，这个地区的苗族对于他有强烈的认同感。时至今日，他们对于“正王”的认同转嫁为对于“北京的正王”之认同。那么是什么使故事中的“正王”实体化为居于北京的“正王”?他们彼此之间的共同性是什么?村民们对于“正王”记忆止于他带领大家战胜匪敌，但是“北京的正王”却并非是想象的印象，而是实实在在渗入至大家数十年的生活中。在实践过程中，村民口中的“北京正王”与想象的“正王”是否仍然一致?生活实践中是否存在矛盾?这些冲突又是如何被解决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湘西腊尔山高地的苗族社区个案研究，把历史记忆文本与实践的社会加以考虑，寻求以上问题的答案。 　　二、湘西苗族想象的“正王”与国家认同 　　人们如何对自己进行时空定位是真正需要被探讨的问题，这种定位是在对世界的认识中进行，并不局限于社区的边界之内。在上述民间传说文本中，报道人所强调的“正王”并非社群内部的能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从外面的世界来到了匪王所盘踞的地域。这样一来就在认识上把自我与他者进行区隔，然而此区分并非是要探讨对立关系，而是为了讲述身份从属于不同群体的人如何通过事件成为一个共同体，比如故事中结盟为对抗匪帮的共同体。共同体可以是实在的也可以是想象的。“正王”与村民们一起对抗匪王共同体时，他们形成了实体性的共同体。而这个实体共同体只是出现在战争中，战争结束后便分解了。故事中的“正王”毕竟是外来的他者，终究还是回到了原来的社群生活。所以故事结束于“正王”带领大家战胜了“匪王”，之后他再也没有在村落生活中出现。据说他们这一习俗是从“正王”离开后开始的，目的是纪念“正王”与苗族村民们一起杀敌的事件。尽管实在性的共同体解散，但是出现一个想象自我与作为他者的“王”的共同体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此便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尽管每个人不可能见到其所在的共同体中的所有人，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安德森探讨的是民族的想象，而在此我们借用此概念来理解人们对于国家的想象。文本中通过实践“我族”与“他者王”共同体实践活动，即他者王国对于地方事项的参与，最后使苗区人们产生非实体性的共同体想象。不仅只是一个幻象，村民们还通过仪式，纪念己经过去了无数代的“正王”，同时亦在复习着自己社群与外界“王国”的联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