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阿巴斯电影中的精英主义思想的分析.docVIP

对于阿巴斯电影中的精英主义思想的分析 　　阿巴斯是一位来自东方伊朗的电影导演，他以其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赢得了世界影坛的广泛认可和高度尊重，他以浓郁的充满乡土气息的影像语言描绘了伊朗人民的现实生活原貌，透视出伊朗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阿巴斯为伊朗电影在世界影坛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他的电影已经载入世界电影史册，是世界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如今，在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作为国际化电影导演的阿巴斯，依然活跃在国际影坛，继续坚持自己的精英主义电影创作。透析其电影创作中的精英主义思想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领会其电影的可贵之处。 　　一、坚持电影本土化、民族化 　　在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背景下，阿巴斯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民族化电影之路。阿巴斯曾说:“梦想要植根于现实”。他正是植根于伊朗的民族文化传统用影像来书写本民族的坚韧品格。阿巴斯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使他的电影彰显出一种不卑不亢的民族尊严，从而赢得了与好莱坞等西方主流电影平等对话的权力。 　　阿巴斯成名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其成名国际的早期作品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特写》等都是在伊朗拍摄制作的。而在伊朗，由于政治和宗教文化上的双重规定和限制，能够成功通过审查的电影题材非常有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导演进行创作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与限制。但是对阿巴斯来说，这种在表达上的不自由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对于从小生活并成长在伊斯兰文化氛围中的阿巴斯来说，那些貌似限制他创作的种种规定，恰恰是他习惯的、也正是想要表达的东西。遵从自己国家的文化现实，选择恰当的内容和表达方式，阿巴斯成功地在封闭、排他的民族文化中实现了突围，游刃有余地表达了他个人的创作理念。那些对其他民族文化来说的限制或不利反而赋予了其电影以坚实的支撑，使阿巴斯在电影的全球化浪潮中能始终保持自己独特风格，捍卫本土文化的纯正和完整。采用非职业演员，进行实景拍摄，保持记录风格，这使阿巴斯走出了一条低成本的创作之路。他在一次访问中曾说:“我不想用‘压制’这个词来描述我所处的环境，我想说它是‘限制’。限制是我们东方人生活和文化中的一部份，生活就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和对立中发展和变化的。我并不是说这些限制是应该的，我是说，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并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且并非电影才是这样，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但正是有了限制，才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性，激发我们创立新的风格。; }2}阿巴斯将这种限制看做一种助推器，给阿巴斯的电影以动力。 　　阿巴斯一反好莱坞电影视听风格的喧嚣，赋予电影语言以宁静、朴素、自然的风格。他以一种极其简洁质朴的语言将人们的目光带向了伊朗现实生活的人、事、物。在他的电影中，我们看不到技术的新奇，而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平实宁静的观察;我们看不到逐物意移的视觉奇观，却感受到了影像中一草一木所散发出的诗意;我们听不到令人沉醉动听的音乐，却能听到净化心灵的纯净之音;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超现实空间的浪漫与虚无，而是融入到了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真实空间;我们不是被导演的剪刀随意打断电影时间的进程，而他让我们沉浸在生命的自然流淌之中;面对影像我们不是听之任之，而是在不断地观察和选择。而这种独树一帜的视听风格的形成就是深扎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不断地在这份土壤之中接受滋养，取其精华。 　　二、坚持电影个人化、独立化 　　在上世纪末之后，走向国际影坛的阿巴斯渐渐离开伊朗的拍摄环境而作为一个世界性导演进行创作。后期的电影如《樱桃的滋味》、《随风而逝》、《十》、《五》、《西林》、《合法副本》、《如沐爱河》等都是在伊朗、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中进行拍摄。体制上更加自由，题材和表达内容不再具有严格的限制。然而，阿巴斯却进入了西方消费主义的创作环境。拍片的资金来源已经不再是政府行为，其投资、销售和回收都有一套经济逻辑作为约束。而且，电影观众也已经不是伊朗环境下相对保守和具有反思性的观众，而是具有好莱坞电影观赏模式的观众。在这种环境下，以阿巴斯的声望完全可以自由地完成商业化转型，将自己的电影改造成大众消费的“国际化”电影，走大投资，大制作的国际化电影产业道路。但是，阿巴斯却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韧性继续坚持走自己的电影之路。一方面，阿巴斯没有选择经济妥协从众拍摄欧美大片，去迎合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而是以更低的制作成本进行创作。另一方面，艺术电影往往通过参赛获奖的方式来生存，而阿巴斯在199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却宣布自己以后退出任何电影节的比赛，将机会留给更多的年轻人。在很多人眼里，阿巴斯此举似乎已经宣告自己的电影生涯的结束，放弃了名利的来源就好比失去的电影创作的可能。 　　然而，阿巴斯的这种不为名利束缚的信念使其电影创作更加自由。阿巴斯甚至放下了昂贵的胶片，而使用每个家庭都能买得起的廉价DV进行拍摄。阿巴斯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