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日本史学发展的再解读.docVIP

对近代日本史学发展的再解读 　　一般认为，在19世纪的历史学领域里，以利奥波德.冯.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史学派，无疑占据着引人注目的显赫地位。兰克史学以其，口实直书、强调实证考据的鲜明特色，将古典史学中的求真精神发展到极致，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收集、整理、辨别史料的方法，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力推动了历史学朝前发展。不仅如此，伴随着十九世纪“西学东渐”这一世界大潮，兰克史学也“漂洋过海”，给东方国家的史学发展同样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兰克史学的“东方化”进程中，日本就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了。1887年，兰克史学正式被引入日本，它刚一登岸，就迅速席卷了整个日本史学界，对日本史学的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在论及日本史学时，仍有学者指出其“大部分是在文献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也就是说主要是进行史料批判或史料解释。 　　然而，笔者在研究这一段史实时，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思考:尽管兰克史学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历史理论，在当时的日本受到关注和重视并不奇怪，但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历史学世纪”里，史学大家层出不穷，史学流派也百花齐放。何以日本选择了兰克史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兰克史学，更能有利于我们对日本史学史的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本文中，笔者依据相关史实，对兰克史学进入日本时的具体环境进行考察，并认为，兰克史学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被日本史学界所接受和推崇，与当时日本所处的特殊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再探讨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对兰克史学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史学界的境况做一描述。在当时，史学界主要存在着两大对立的史学派别。 　　其一是日本古己有之的“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日本可谓“源远流长”，从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成书的年代开始算起，截止到明治维新前，己经走过了1000多年的历程。留下了海量的历史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除开上述所讲的《记》《纪》之外，还有中世纪的《申皇正统记》，直至近世的《本朝通鉴》《大日本史》等，都给日本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理论方法来看，传统史学受中国古代史学影响颇深，而历史观则与儒家的春秋笔法一脉相承。 　　概言之，其一，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记述王朝兴衰，武家更替，统治者之家谱起居。其二，以儒家，特别是程朱理学中的“大义名分论”为标准，评判历史事件，宣扬劝善惩恶，道德教化。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侵入日本，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传统史学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其从儒学经典出发，提出了“明华夷之”若“尊王攘夷，护持国体”等口号，在抵御外敌，推翻德川将军的幕府统治，成立新的维新政府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当时东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的历史背景下，传统史学不但没有出现衰退的征兆，反而进一步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不仅如此，明治维新初期，尽管日本政府宣称“求知识于世界”，摆出了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姿态，但在历史学领域，政府却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为巩固统治，收揽人心，在日本人民心中树立起对新的、以绝对主义天皇制为本质特征的政府权威，就更加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天皇制崇拜的意识形态灌输。显然，鼓吹“尊王”的传统史学仍具有利用价值。 　　因此，从民间到官方，传统史学都得到了更高程度的重视。在1869年天皇颁布的《修史诏书》就宣称:‘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祖宗之盛举……为振兴政务，故开史局，以继祖宗之绪余，广施文教于天下”，并要求修史“须早日正君臣民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树立天下之纲常。 　　这一诏书的发布，就是对当时传统史学地位的最好说明。然而，历史证明，传统史学在明治初年的繁荣兴盛，不过是“落日余晖”。随着维新后日本国门的进一步开放，日本和西方文化交流程度的不断加深，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席卷了整个日本，其影响范围之广，从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科学技术，到社会思想、语言教育，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几乎无所不包，使日本人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日本人深刻地、真真切切认识到，他们所接触到的，不是凭借“坚船利炮”以逞武勇的“蛮夷”，而是一种新的，在很多方面比他们高明得多的文明形态。不少人开始思考，希图从历史上探求西方文明的渊源，并希望与日本的本身历史相比较，找出日本何以落后的原因和迎合赶上的方法诀窍。而这一点，恰恰是单纯一味鼓吹“攘夷”的传统史学所难以回答的。于是，能人志士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史学。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史学界开始孕育着新的学派。 　　在明治维新初十年间的后半段(约1875~1879年)，一批比较完整、系统的西方史学著作被介绍进日本，在这些史学著作当中，法国基佐的《洲文明史》，英国巴克尔的瑛国文明史》等标有“文明史”标签的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