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儒家差等伦理思想同封建宗法原则的关系.docVIP

小议儒家差等伦理思想同封建宗法原则的关系 　　“差异性”思想可以说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中国近代一些激进的思想家批判儒家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点。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提出，中国与西方最根本的差别其实是伦理思想的差别。儒家“三纲五常”这样的伦理是建立在高贵卑贱等级差别之上的，而西方道德政治则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之上。此后，贺麟先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指出，儒家五伦的实践完全建立在“等差之爱”的基础上，而这种“差异性”思想又是和儒家“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儒家这种独具特色的差等伦理思想的起源问题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对周代的封建宗法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且认为周代建立在“亲亲”和“尊尊”之上的封建宗法制度也正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源。后人在这方面的论述都很难跳脱王国维先生划定的视域，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对其某个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论述。本文也是在王国维先生的基本观点之上展开的，但关注的问题却是: 第一，春秋时期，儒、墨、道诸家生活在同样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下，面临着同样的时代问题，为什么只有儒家伦理思想最终同周制具有高度的同构性? 第二，周代封建宗法建立于其上的“亲亲”、“尊尊”原则同儒家差等伦理思想的差异性又表现在什么地方?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我们认为儒家的差等伦理思想既继承了周代的封建宗法制基本原则，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 　　一、殷周之变与周代宗法制的特征 　　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考源最终都会不自觉地追溯到上古三代，因为三代的政治、社会制度等确实包含有后来中华文明大部分因素的种子。在三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又以商代和周代最为重要，因为商周之间的巨大差异可以说决定了中华文化后来整体的走向。王国维先生在其《殷周制度论》中的基本观点虽然与现代考古学的发现稍有出入，但其基本立论依然是指引我们探索上古社会政治制度的一道强光。王国维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在殷周之间，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变化: 　　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 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 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而周代的新制度中最主要的就是宗法制以及由宗法制而生的封建制。王国维认为要分析周王朝之所以能够取代商王朝而又天下，就必须从周代的制度着手进行考察。而周代的制度同商代制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有三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徐复观在其考察中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周代所谓的封建同西方历史上的封建根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周代的封建是以宗法为基础的，而这也同时是周代的制度区别于商代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西周的宗法以嫡长的传子制为核心，商代早期是兄死弟继，后期则逐渐演变为父死子继，但是却没有发展到周代的嫡庶之分。所以徐复观认为: 　　殷代无嫡庶之分，周之太王、王季、文王，在继承上亦无嫡庶之分。故殷末之父子相传，并未形成一个客观的制度。因之，假使殷代也有宗法，与周的宗法制度，不会是相同的。 　　宗法制具体细节已不可考，通过现有的文献材料只能了解其大概。《礼记·丧服小记》中记载说: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 《礼记·丧服小记》) 　　《礼记·大传》也有记载: 　　上治祖祢，尊尊也; 下治子孙，亲亲也; 旁及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礼记·大传》 　　也就是说，周代的王为天下大宗，诸侯为一国之大宗，而别分出去的诸侯就是“别子”，这样一种宗法制建立的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徐复观说: 　　由大宗、小宗之收族而言，每一组成分子皆由血统所连贯，以形成情感的团结，此之谓“亲亲”。由每一组成分子有所尊，有所主，以形成统属的亲统而言，此之谓“尊尊”、“长长”。 　　在宗法制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封建制，后者则成为周代最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