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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史学科学化的意义、困境与出路 　　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文本(史料)是客观历史的抽象和积淀。但是历史文本(史料)只是对客观历史抽象性的反映，却不是客观历史本身。这早已成为学界共识。那么，史学科学化为何产生，造成了哪些后果?史学研究应当如何寻求新的出路? 　　一 　　清末民初，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趋势加强。经历了欧风美雨洗礼的新史学观念试图对传统史学观念进行断裂与再造。新时期史家对传统史学中史料范畴的界定呈现泛化趋势，大体说来，史料是可以体现出“时间性” 的事物，是“前人思想行为之遗迹” 。20世纪前半期，主流史学思潮是“一分材料一分话”的实证研究。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派热切地期盼建立科学化的历史学，争相与言“史学”或“史观”划清界线。 　　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表示欲作一篇长序，驳斥章学诚《言公篇》之流弊，因为他认为“实斋(章学诚字-引者按)是讲‘史学’的人，故不可不辨”，除此之外，还要申说“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的治史宗旨。事实上，胡适是很钦佩章学诚的，与之划清界线并非对其学问本身有多少微词，而是要树立科学化的历史学的需要。胡适在另一处说：“今日翻《杨升庵集》及《外集》。我初以为他总是一个疑古者，不料材料竟绝少。” 胡适以材料多少判别是否堪称疑古者，反映他的治学宗旨并不针对学者本人，而是针对一种史学现象或治学风格。他还在书信中向顾颉刚谈及他的古史观：“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依托史料疑古辨伪是一种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胡适试图以科学的范式从事史学研究的决心和气魄。 　　顾颉刚在谈论经今文学和辨伪学时指出，这些问题在骨子里与史学密切联系，认为：“治史学的人所凭藉的是史料，有史料后方有历史，而经则大部分为古代的史料。” 表现出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此外，他还力倡学人大胆作“无用”研究。所谓“无用”研究当然不是把眼光投视到“邻猫生子”式历史记载上，而是倡导从最基础的史料出发展开历史研究。 　　傅斯年的表述更为直接：“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 ;“以调查为史，亦今史之方，非古史之术。盖耳闻之古史，只是神话，耳闻之近事，乃可据以考核耳” 。他以“调查”作为区分今古治史的准绳，把史料放在史学进步的首位，将整理史料当成史学的核心工作，治史路径表现出很强的实证性。 　　这一史风变动的操纵者是热切渴望史学科学化的新历史考证学派-该学派在当时处于学术的顶端，因而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史学的顶层设计。基于对当时世界史学发展大势和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状况的综合认识，他们强调依托最可靠的史料建立科学化的历史学科，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进步。正因为他们的卓越洞见，当时学人接受史学科学说者甚众，大有愈加壮大之势。这并不难理解。在科学、理性已在全球范围内树立合法性之后，似乎一切超验或荒诞事物都要以科学、理性作为能否存在的准绳，凡不合乎科学、理性者，便会面临存在危机，史学亦不能例外。民国新史学家一心要把史学推向科学轨道反映了史学科学化的趋势难以抗拒。 　　二 　　有学者指出：“历史学乃经验的科学，系以经验的证物为基础，从事实证明而成立的学问。”0这一观点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看似近乎公理而显得颠扑不破，却未必能站得住脚。事实上，历史认识是无法证实的，因为历史不能自己检验自己。没有人能目睹历史的发生、发展全景，人们无法分清哪种历史解释符合或不符合历史真相。此外，历史记录者的“不在场性”决定了史料具有滞后性，史家主体意识决定了史料的片面性，史家素养的不足有时还会造成史料的欺骗性。这些共同决定了历史文本不可能完全而准确地反映历史全景，纵使再优秀的历史学家、再忠实的历史记录也办不到。所谓的历史事实并非“这些事实本身的任何特性”;所谓是否符合事实，实质上是说是否符合自身头脑中建构的“先验的”决定。 　　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病。创造性的缺失就是过分推崇实证、迷信史料的心态导致的畸形结果之一。迷信史料引发的史家主体创造力的缺失是历史认识难以深化的重要原因。蒙文通深刻地认识到自明代以后，学术几乎一切皆是模拟、复古，缺乏明之前那种创造精神，尤其近几十年来，“在西洋科学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不论是经、史学，或文、哲学，都被披上了一件科学的外衣，究其实际，仍然不能脱离清代考据学的窠臼，是亟当予以大力扭转的” 。 　　历史与史学都体现出史学家的主观创造性，都不是完全客观的。具体而言，大略有如下诸端。历史文本渗透进史学家的主观创造。历史文本和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