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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代中国人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不仅瞩目于那些与自己有着密切往来的西方大国，还对于以土耳其、希腊、越南、菲律宾等为代表的弱小国家进行过细致考察。土耳其就是中国人在观察世界与反观自我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他者”。在近代百年的岁月里，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险要、民族命运相似、宗教联系紧密的国度，始终抱有极大的关注热情。近代中国认知土耳其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会接触和了解土耳其，也会从民族命运角度去比。 　　一、关于中国人土耳其认知的整体性研究 　　就笔者目力所及，北京大学的董正华教授应当是最早对该论题展开整体性探讨的学者。他发表于1999年的英文论文《中国人对阿塔图克及现代土耳其的观察》，粗线条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人对土耳其发展历程的认识，涉及近代部分主要有柳克述的专著《新土耳其》《外交事务》杂志的“土耳其专号”以及中共领导人挥代英、蔡和森、毛泽东对凯末尔革命的评价等内容。②虽然董正华的文章只是梳理了一条简明的线索，没有展开分析，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它提示我们近代中土两国有着相似的命运，近代中国人对于土耳其的考察是持续而深人的，这为后辈学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 　　2001年，肖宪等著的《沉病猛药-系，指出清前期的特殊民族、边疆、外交形势，使得奥斯曼土耳其这样一个与俄国频频发生冲突的伊斯兰国家，引起了满族统治者的注意，负责处理边境事务的满蒙官员率先获取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新知识，他们称为“控噶尔”。乾隆后期，随着方略、四库全书等大型纂修工程的启动，以及蒙元历史研究的需要，汉族知识分子与满蒙知识分子的交流增多，他们获取并接受了“控噶尔”的知识。嘉庆朝开始，私人著书的流行及考据学的兴起，使得汉文材料获得空前的重视，满蒙官员留下的见闻性质的资料价值下降，但由于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人们对“控噶尔”的兴趣不减。鸦片战争以后，清人大量翻译西方人的著述，立足西方资源去解读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的称谓取代了“控噶尔”，后者沦为了解释历史的一个注释。①该文的贡献主要在于厘清了土耳其知识的来源及传播状况，特别强调了满蒙知识分子之间的知识交流、政治、军事、文化因素对于土耳其信息接收和流播的影响。 　　二、民族主义角度的研究 　　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观的形成，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存在互动关系，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值得特别重视。从这一角度进行的把握，最早可以追溯到陶绪先生。陶氏在《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里，曾简单提及晚清亡国灭种危机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从救亡图存角度，对突厥(即土耳其)衰亡史的书写。 　　三、重要人物及党派的土耳其认知研究 　　近代中国重要人物及党派的土耳其认知，一直是学者们用力最多的领域。2000年，戴东阳以康有为的土耳其观为切人点，剖析了康氏的联英策，指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联英外交主张的形成，根本依据是当时与中国的国际境遇非常相似的土耳其的历史。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引鉴与中国同病同形的国家的历史，作为推断中国外交对策的依据，是康有为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一个明显区别。该文还分析了康有为的知识来源及借鉴无成效的原因。①同年，戴东阳的另一篇文章《康有为lt;突厥游记gt;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通过对勘康有为《突厥游记》的稿本和刊本，发现刊本不仅大段大段地增补新的内容，还将反映稿本主旨的政教风俗部分彻底改写。作者分析指出，这种改写体现了康有为政治思想从清末到民初的变化，即由清末认同并试图仿效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立宪，到转而否定以至低毁之，并将兴趣点转向土耳其历史的另一层面即政教合一问题。② 　　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重要政党对土耳其革命的考察及反应，与中国自身的革命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成为学界研讨的重要议题。早在1994年，林承节就记述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对1908-1909年少年土耳其党领导的革命的观察与评论，认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土耳其革命完全支持，赞扬了少年土耳其党在革命进程中不断总结。 　　四、近代中土外交关系研究 　　中国和土耳其实质性的外交往来大致可以上溯到晚清，相关的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展开。1934年中国和土耳其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当年著名的《东方杂志》就发表过王光的《中土外交关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一文，全面回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土两国官方从接触、谈判到发生摩擦争执再到最终建交的艰难历程。该文还论及了旅土华侨的建交愿望及新疆省长基于民族宗教因素反对贸然建交的意见。②1936年，中国驻土耳其公使馆参事王芫生也对中土关系进行了追溯，指出郭篙煮、曾纪泽担任驻外公使期